刘敞（1019—1068），字原父，一作原甫，号公是，临江新喻（今江西新馀人），北宋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春秋》学名家。刘敞《春秋》学自出新意解经，颇多自得之处，这与他善于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宋以前的《春秋》学，其主流是墨守师法、家法，《左传》、《公羊》、《谷梁》三家学者为倡本派学说，不惜曲解，甚至相互攻击。但因三传各有优缺点，一些通达之士，如汉魏时的郑玄、刘兆、汜毓、王长文、范宁等已作了三传兼采的尝试，至唐啖助、赵匡、陆淳、卢仝、陈岳等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弃传从经，探《春秋》经之本意。刘敞《春秋》学“信经疑传”、“弃传从经”正是他远法汉魏，近承唐代的结果。

1.远法汉魏，博采三传

刘敞治《春秋》不主一家，三传兼采的作法常为后世所称道，但“三传兼采”并不是刘敞的首创，汉魏诸儒治《春秋》虽主一家，但已作过三传兼采的尝试，刘敞取法于他们，并将其作为治《春秋》学最基本的方法。

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春秋》分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五家，但因“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所谓“无师”指邹氏无传授之人，“未有书”是指夹氏仅口耳相传，未着竹帛。故《春秋》之传流传下来的仅《公羊》、《谷梁》、《左传》三家。这三家分别在汉魏两晋时期的不同阶段占据《春秋》学之主导地位，如汉初由于董仲舒之发明[i]，《公羊》一时成为《春秋》学之主流，汉宣帝的提倡又使《谷梁》一度站在了《春秋》学的前台，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出炉，又使《左传》在两晋《春秋》学占主导地位。三传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三传的授受、传注各成一体，虽不能称之为势如水火，但有着较为严格的师法、家法，为保师法、家法，对本派，虽义不通也曲为解释，对另外两家却进行攻击，如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甚至相攻若雠，正如啖助所云：“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ii]但因三传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甚或都不得经之本意，故在重师法、家法的汉魏时期，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作了兼研三传和弃传从经的尝试。前人对此情况早有论述，如何休《公羊解诂序》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所谓他经者，盖指《谷梁》与《左传》，说明两汉治《公羊》者已兼采三家。治《左传》者亦然，杜预《春秋序》便批判前人治《左传》者“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孔颖达亦云：“其前汉传左氏者，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iii]可见，两汉治《左传》者，皆有取于《公羊》、《谷梁》。据此，汉魏两晋治《春秋》者兼采三传实不属个别现象。

郑玄、刘兆、汜毓、王长文、范宁为其典型代表。郑玄经学杂采今古，遍注群经，打乱了当时的师法与家法，其《春秋》学自不例外。《世说新语·文学门》有郑玄本欲注《左传》，尚未成，偶听服虔与人说己注传意，郑玄觉得多与己同，遂将自己已完成的注稿送给服虔，遂成服注的记载，而史籍无郑玄注《公羊》、《谷梁》的记载，说明郑玄治《春秋》以《左传》为主，但他并不偏执一家，因为他认为“《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iv]，即三家各有所长。他针对何休《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充分表明了他三家兼采的态度。蒙文通先生就曾云：“郑于《春秋》，左右采获，不主一家。”[v]皮锡瑞则认为“《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之语为“兼采三传之嚆矢”，“盖解《礼》兼采三礼，始于郑君；解《春秋》兼采三传，亦始于郑君矣”[vi]。郑玄之兼采三传对后世有奠基之功。

刘兆，字延世，晋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刘兆取《周礼》调人之官之意作《春秋调人》，明确表明以调和三传为目的，为《左传》作解，也多采《公羊》、《谷梁》，取名为《全综》。《晋书》卷九一《刘兆传》载：

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馀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

汜毓，字稚春，与刘兆同时，“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所述造七万馀言”[vii]。王长文，字德叡，晋广汉郪人（《晋书》卷八二有传），“以为《春秋》三传传经不同，每生讼议，乃据经摭传，着《春秋三传》十三篇”[viii]。由上观之，刘、汜、王三人杂采三传以通经不容置疑，且其作法与唐时啖、赵、陆已相去不远，只可惜其著作不传，否则他们也会对宋人之通学产生重要影响。另外，《晋书》卷四一《刘寔传》载其“尤精三传”，并撰有《春秋条例》二十卷，可能亦是兼采三传。

范宁以着《谷梁传集解》名于世，其《春秋》学以《谷梁》为主不容置疑，但他较郑玄，在兼采三传方面更进了一步。与郑氏肯定三传长处不同，范氏认为三传各有其短，即“《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ix]，故他又说：

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x]

主张对三传要择善而从，如果三传皆不善，据理以通。郑氏的兼采三传体现在他承认三传之长，并有三部著作分论三传，而范氏则在注一传时明确地表明要兼采其馀二者，且不避嫌，如于僖公十二年“季姬及缯子遇于防”，明确说《左传》“近合人情”，显然他兼采三传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如果三传皆不达经意，据理以通的观点，这可以说为宋代弃传求经埋下了种子，当然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无传而着”之语为更早的源头。《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第三》云：“《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春秋繁露》虽多主《公羊》，但其并非传注之作，而是“无传而着”，直探经文本旨。“无传而着”之说经唐卢仝、啖、赵、陆的发挥，至宋遂成为一种风尚。范氏“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表现出来的为求真理，不畏困难，不怕犯错误的学术勇气也开启了宋人敢于向传统挑战，自创一家的先路。刘敞治学不迷信前人，敢于大胆质疑，治《春秋》不尽从传，而欲自建“权衡”之勇气，可从此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