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春秋》是否是《春秋》的“传”，这是经学史上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应该说，在中唐以前，由于经学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反对者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中唐以后，由于疑古思潮的逐渐兴起，人们开始对原先不存在什么疑问的典籍进行重新的审视，这一问题才又逐渐突显出来。直至今天，人们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仍未取得共识。但总的来说，认为《左氏春秋》是《春秋》“传”的这一看法在历史上是居于主导大义”的阐发，其更重于以史实来补充、阐释《春秋经》。那么，这一问题是否地位的，只是它不像《公羊传》和《谷梁传》那样注重对于《春秋经》的“微言还可以再商榷呢？我想是可以的。笔者注意到，在以往这一问题的讨论时，人们基本上是以经学史作为背景来讨论的，讨论者基本上也都是经学家或以治经为主者。这种讨论的弊端就在于很难脱离经学这一话语系统。由于笔者不研习此道，也就很难从文字或义理这一角度对二者做出判断，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笔者从其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许会看出一些前人看不到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一种希望，能否如此，还有待众家判断。

要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我想首要的是要确定二者的作者及著作年代。关于《春秋》一书的作者是否是孔子，人们对此也是存有疑问的，但笔者还是相信早期文献的记载，尤其是孟子的记载。因为孟子生活的时代是战国百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各方相互之间的攻击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他的言论必定有所依据，同时，他也不敢冒授人以口实之危险而去粉饰孔子。关于孔子作《春秋》之事，《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离娄下》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一段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到了汉代，司马迁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这里也清楚地记载了孔子作《春秋》之事。孔子早年教授弟子多以《诗》、《书》、《礼》、《乐》并称，至晚年方喜《易》，《春秋》之作更是晚年周游列国以后回到鲁国据鲁史而作。从这一点来说，称其为作《春秋》，倒不如称其为编撰《春秋》更为合适。关于《左氏春秋》一书的作者，分岐也是比较大的。有关的文献最早见之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指传，存有所刺记褒讳挹损之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对此，《汉书·艺文志》是这样记载的，“（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又，《艺文志·六艺略》载录《左氏传》三十卷，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至于有人认为《左氏春秋》中有一些非春秋时期的记载，那是由于后人掺进去的，但《左氏春秋》首创于左丘明则是可信的。这样，通过这些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认为，《春秋》为孔子编撰，《左氏春秋》为左丘明首创，且二者均为春秋时代之事，这基本上是可信的。

在明确这一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样一个问题，即经、传这一对概念的产生时代。按过去一般的理解来说，凡是被认为是孔子撰写或者整理过的书，就称为“经”。《说文》：“丝织从也”。段注：“古谓横直曰衡。从，《毛诗》云衡从其亩是也。本不作纵，后人妄以代之。……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由丝织品的纵线引申出天地之常道的意思。施于典籍，自然只有圣人之作，才能负起宣扬、传播这种贯穿于六合古今之“道”的重任，所以这一类典籍就被尊称为“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最重要的儒家典籍最早被称为“六艺”，后来才被冠之以“经”之名。这一称法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之于《庄子·天运》和《礼论·经解》，《庄子·天运》言，“孔子谓老聃：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而《礼记·经解》亦只是以篇名出现“经”的概念。虽然，我们说这未必是“经”这一概念的最早产生，但战国时代“经”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则是可以确信的。这一概念的普及应该说是经过两汉的经学化运动才得以完成的，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直至东汉时，才将这一概念确立为主导性概念。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经”实际上是后世的人们对于早期重要儒家典籍的尊称。而作为和“经”相对而言的概念，“传”这一概念的产生则必定要晚得多。按照传统的说法，经文简略，经义深奥，孔子以六艺（即后世尊称为六经）教授学生，以他的智慧和学识对这六部典籍作了整理，对书中的含义做了补充发挥，七十子之徒及后学一代又一代地接受老师的传授，并且采用书面形式写定，就叫“传”或“记”，或者说由于古代典籍的艰奥，后学们难以理解，于是便有解释、阐发之作，也称之为“传”或者“记”。显然，无论采用哪一种说，“传”的产生都应是晚于“经”之作或“经”之概念产生的，否则便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

随便提一下，就经和史的产生时代而言，史无疑比经要早的多，我想这应该是不存在多大疑问的。在“经”的概念产生之前，“史”作为一个概念已经广泛存在。殷商时代，已经有史官的称谓，早期的历史记述也已具雏形。至周代，史官的职能进一步细化并成为专门的职业。孔子《春秋》就是以《鲁春秋》为基础，参照周王朝和列国国史编撰而成的。《墨子·明鬼下》记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同时，先秦典籍中，更有“百国春秋”的记载，可见“史”之概念由来已久，于春秋时代已非常普遍、发达。（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明确这一问题，我想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于本文主题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