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一段关于大同世界的论述，相信所有对儒家经典文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这段话记忆犹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古至今，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未停止。在西方，这种平等、自由，人人丰衣足食的理想生存环境被称为乌托邦；在中国，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完美社会理想拥有一个更为浪漫的名字：世外桃源。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乌托邦还是中国的桃花源，其精神内核都与儒家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上述《礼记·礼运》篇中的一段话是儒家经典中对“大同”一说的最早记载，但人们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并非从此开始。早在《诗经》的《硕鼠》篇中就有“乐土”、“乐国”、“乐邦”的出现。当然，对理想社会的向住并非儒家的专利，先秦诸子百家中的老子、墨子，以及后来的佛教、道教中都有类似思想的表达，这里不再一一评述。实际上，《硕鼠》中“乐土”、“乐国”、“乐邦”的这些称谓都是人们厌恶剥削压迫，向住自由平等的一种社会理想的朴素表达，这种表达与大同社会理想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区别的重点在于一个“礼”字。

仔细分析《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述可以看出，里面的每一句话都与“礼”字密切相关。其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等短短几句话至少包含了儒家五伦道德关系中的四种，即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至于五伦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即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下的君臣关系这里恰好没有涉及，而从“选贤与能”一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尧舜时代的禅让制，进而推断出此时作者的心目中并没有严格的政治等级观念，此时“礼”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中的核心，“礼治”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相当于其后发展起来的王权和法治，大同世界正是儒家理想中的礼治社会。

儒家以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的五帝时代为大同，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为小康，大同世界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而小康社会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出路。为什么儒家会把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的五帝时代看成是理想的礼治社会呢？邹昌林先生在《中国礼文化》一书中谈到五帝时代具备了形成文明社会的三个主要条件，一是此时具备了产生文明的物质条件；二是此时是氏族部落走向大融合的时代；三是此时是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的转折时代。他说“五帝时代的这种时代特征使之前分头起源的古礼逐渐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纳入一个有序的系统中；另一方面，使整个古礼系统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质……”如果把“古礼的整合”看成是五帝时代最重要的时代特征，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再次推论出“礼治”是儒家理想大同世界的核心。

问题是：五帝时代真的大同世界吗？承认这一观点就等于承认了公元前四五千年中国曾出现过一个高度文明的礼治时代，这似乎有陷入历史神秘主义怪圈的嫌疑，至少在那个时代物质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丰富，氏族部落间以融合为目的的野蛮厮杀也使“和谐”二字无从谈起，因此便不可能达到真正的 “大同”。与其费尽心力的去讨论五帝时代的文明程度，我们还不如平静地承认这个理想中的时代其实一直存在于儒家的心里，依托于前世祖先或寄托于后世来者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现实中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我们只能说三代之前的某一社会时期也许曾经无限度的接近过儒家心目中的礼治时代，但最终这一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直到“礼崩乐坏”的时代终于到来，理想最终只能成为理想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每每遇到昏君在位，奸臣当道，或对世风日下的社会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失望，或是个人仕途不顺时，大批文人知识分子便会躲入大同世界的梦想中寻找精神安慰：从大量汉代纬书神话中虚无缥缈的“神仙国”，到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所描绘的“太初社会”、稽康理想中的“至德之世”，再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宋代王禹偁在《录海人书》中提到的“海人国”、康与之在《昨梦录》中刻画的“西京隐乡”，直至清代李汝珍在《镜花缘》中用以表达其终极社会理想的“君子国”……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都是对大同世界的个性解读，他们有的强调人们生活的富足、闲适；有的侧重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协调，人人平安长寿；还有的着重描绘人在特定环境中的精神自由，一种超越物欲的自我满足感……凡此种种，不管幻想的国度如何神奇缥缈，它们之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化叙述。这种理想化叙述的核心是掩盖在平等、和谐、无私的人际关系之下的一个“礼”字。在这里，父子有伦，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王权被拒之门外，人人在享受无限自由的同时又自觉恪守令这个社会得以维持的礼制。这些幻想中的国度用各自不同表现形式告诉了我们同一个道理：有了建立在礼制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清代志怪小说忽然繁荣，尤其是产生了象李汝珍、蒲松龄这样热衷于描绘灵异世界和超人间生存状态的个性文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李汝珍的《镜花缘》，其书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唐敖等人的海外游历见闻，涉及到的５０多个“海外国度”各有精彩，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想象中的乌托邦正是干嘉学派所倡导的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主张全面恢复三代“礼治”。

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实际上是一大批清代文人在对儒家经典进行考证、辨伪、训诂、辑逸、校勘等一系列枯燥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找不到个人思想出路的一种另类表达，他们无法逃脱这种历史的、时代的困厄，在干嘉朴学的大背景下找不到为学和为人的出路，这是一种因学术环境和人文环境而产生的不自觉的困厄，突破这种困厄的唯一良方是幻想，于是李汝珍写了《镜花缘》，蒲松龄写了《聊斋》。但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他们自然也把理想社会的标准定位于儒家的“礼治社会”。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细节：《镜花缘》中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国是君子国，此地的大致状况是：唯善是宝，礼治。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总之是典型的儒家理想社会。但是小说中作者最后并没有让唐敖留在君子国，而是让大风把他送到了虚无缥缈的小蓬莱，让他“撒手尘世而归趣仙道”了。事实上这个细节正好透露出作者本人对儒家的社会理想缺乏信心，在其固有的思想体系中无法找到现实出路的一种迷茫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