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三传兼采、弃传从经的作法，对刘敞《春秋》学有一定影响，但那只是星星之火，如啖、赵、陆的《春秋》学在唐可谓异军突起，打破了唐“疏不破注”的沉闷局面，给《春秋》学带来了一股新风，但他们并不是有唐一代《春秋》学之主流，他们是“异儒”，唐代《春秋》学之主流仍是各传自守本家之传、注、疏。至宋，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啖、赵、陆开启的新风，遂成为一种时代风尚，正如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所言，“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刘敞深受这一风尚的影响，同时也是这一风尚的缔造者之一。在刘敞以前及他生活的时代，在这一风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对刘敞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有范仲淹、胡瑗、孙复、欧阳修、张宜、江休复。

1、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以政治家、改革家知名于世，因其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在北宋学术史上的地位常被人忽视，其实他对学术问题也颇有研究，他文集中便有《说春秋序》、《易义》、《四德说》、《干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益谦赋》、《穷神知化赋》等讨论《春秋》与《易》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不长，系统性也不强，但我们也能由此窥其学术之一斑，以及他对传统传注的怀疑与批评。孙复在给他的信中也说：“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1]范仲淹的现存著作中虽仅有《说春秋序》一文为专说《春秋》，但在《近名论》、《尹师鲁河南集序》、《上时相议制举书》、《与欧静书》、《与周骙推官书》、《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墓表》、《进故朱采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与弟置状》等文中对《春秋》学都有所论述。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四也载，范仲淹守丧居应天府时，曾从经济上接济过孙复，并授以其《春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又载范仲淹曾以《春秋》授狄青，并教导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说明范仲淹对《春秋》学的确颇有研究。观范氏有关《春秋》学的文章，虽不系统，但也可看出他《春秋》学的一些基本见解。首先，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他认为《春秋》是孔子因旧史而作，但孔子不只是抄录旧文，而是赋予了其褒贬之义，他在《与周骙推官书》中便说：“修《春秋》则因旧史之文，从而明之，有褒贬之例焉。”[2]范氏没有明确指出孔子据何史而作，刘敞则主张“据鲁史而作”（刘敞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观点详见后面第四部分），但其“有褒贬之例”与刘敞“《春秋》之作，褒贬出于仲尼”则是异口同声[3]。其次，范仲淹认为《春秋》的性质是“名教之书”、“警后世之书”，他说：“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4]从这段话也可看出，他以为《春秋》主要是通过褒善贬恶来警醒后世。刘敞在这点上与范氏的意见基本一致（刘敞对此问题的论述见后面第四部分）。再次，范仲淹主张以“例”治《春秋》，并且以为《春秋》成为经典的关键不在于用了“春秋”二字，而在于其有例，他是这样讲的：“盖《春秋》以时记事而为名也，优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变例之文。”[5]以例治《春秋》也是刘敞的一贯主张，他不仅在《春秋权衡》、《春秋传》中有说例之内容，而且有专门的“春秋例”著作，即《春秋说例》。再次，范仲淹认为《春秋》是“尊王黜霸之经”[6]，但他又认为“霸道”会存在，主要是因为“王道”不兴，即“霸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在《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墓表》中表述了这一观点[7]，他说：“论者曰：《春秋》无贤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尝无贤乎?当东周之微，不能用贤以复张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见屈于诸侯。霸者之为而王道不兴，与无贤同，故论者伤之甚矣。”[8]王室“无贤”是因“东周之微”，“王道不兴与无贤同”自然也是因“东周之微”了。范氏这一说，与《公羊》的“实与而文不与”文异质同。“实与而文不与”是《公羊》传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9]，天下混乱的情况下，对诸侯专封、专讨，大夫专执的一种默许，因为与其天下一盘散沙，混战不断，不如有一个临时的力量（霸者）来调整控制这种秩序。刘敞同范氏一样，也赞成《公羊》这种“实与而文不与”的王霸观，他的《春秋传》在僖公二年、十四年都直接引用了《公羊》“实与而文不与”的原话。最后，对三传，范仲淹以为《左传》最好，但三传都有问题，他说：

圣人之为《春秋》也，因东鲁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贬大举，赏罚尽在，谨圣帝明皇之法，峻乱臣贼子之防，其间华衮贻荣，萧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补于前，公、谷盖有失于后。虽丘明之传，颇多冰释，而素王之言，尚或天远。不讲不议，其无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于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异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10]

三传离“素王之言”“尚或天远”，说明范氏以为三传都不得圣人之意，这对当时及后来治《春秋》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讨论了范仲淹《春秋》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将其与刘敞作了一个对比，可以看出刘敞在很多地方与范氏基本相同，虽无直接文献记载证明刘敞是受了范氏的影响，但范氏是刘敞成长时侯的风云人物，刘敞之父刘立之又曾为范仲淹所荐，刘敞对范氏非常尊崇，其作品中有《贺龙图兼知延安》（《公是集》卷五）、《闻范参政巡西边》（《公是集》卷二三）等多篇以范氏之事为题，故刘敞在学术上受其影响为情理中事。当然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刘敞对范氏之观点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有所扬弃。

2、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一说为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其远祖世居安定（今甘肃泾川以北），故学者称其为“安定先生”，又与孙复、石介同称“宋初三先生”，对北宋的学术风气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对《易》、《洪范》、《春秋》、《尚书》、《礼》等都有研究，只是他的后三门学问常为人忽略。这是因为胡瑗的现存著作仅《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与阮逸合撰的《皇佑新乐图记》三卷，前二者为胡瑗独着且较后者更能反映胡氏的思想，故人们研究较多。实际上，胡瑗对《书》、《礼》、《春秋》都作过具体的研究，且有专着，只可惜大部分已亡佚，使我们不得以见胡瑗学术之全貌[11]。这里我们略谈一下胡瑗《春秋》学著作的情况。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胡瑗有《春秋要义》三十卷，内容不详；《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著录《春秋口义》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在其提要中说：“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在湖学尝续之，不传。”《通志》则著录此书为二十卷；《宋元学案》卷一《著作朱先生临》则说：“安定着《春秋辩要》，惟先生所得为精。”可知胡瑗对《春秋》一经颇有研究，可惜这些著作都没有传下来，使我们不能详细了解他的《春秋》学成就。但从这三部书的名字，直接用《春秋》，而没有公羊、谷梁、左氏等字眼及《周易口义》中以《春秋》证《易》时，明确指明“春秋”为六次，“左传”为八次，“公羊”为三次，可推知他解《春秋》当是贯通三传，不主一家。最得其《春秋》之精的朱临“晚年好唐陆淳学”[12]，并认为“自孔子没前先生（陆淳）几千馀年矣，后先生又数百年矣，皆未有出其书之右者”[13]。朱氏晚年好陆淳“弃传从经”“三传兼采”之学，至少说明陆淳之学与他以前所学没有原则上的冲突，因为一个人很难在晚年接受与他一贯的信仰不一致的理论、信念等。朱氏之《春秋》学源于胡瑗，这也可证胡瑗之《春秋》学三传兼采，不主一家。胡瑗长期从事教学，又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任过教，他的思想有着较为畅通的流传渠道，胡瑗只比刘敞早亡十年，刘敞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故在此将胡瑗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