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对王安石《易解》曾给予过较大的关注，尤其是程、朱二人对《易解》赞誉多于批评，在他们自己的易学著作中较多地吸收了王安石《易解》的一些解说。黄震甚至以《易解》补朱熹《周易本义》之缺。杨时、朱震、郭雍等人对《易解》也多有评论。理学从《易解》中吸取了不少养分。由此既可以加深理解理学汇聚百学之功，亦可见《易解》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易解》 理学 王安石 程、朱 黄震

王安石《易解》是其早年作品，《郡斋读书志》卷一记载：“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高克勤先生在《王安石著述考》一文中经过考证指出，《易解》作于嘉佑年间(1056—1063)[1]，其结论是比较可信的。从晁公武的记载看，王安石虽不专以《易解》取士，但《易解》仍被长期奉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为士子所习读。因此，其影响已不可与一般的易学著作等量齐观。事实上，王安石《易解》的价值与影响远远不是这一点所能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的重视，成为理学在形成过程中吸取养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程颐对《易解》的推崇、借鉴吸收及批评

程颐对王安石《易解》有过比较高的表彰，同时也给予了一定的批评。总体而言，程颐以褒扬为主，在个别地方基于思想的不同而提出不同观点。程颐的评论在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成为对王安石《易解》的定论。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对王安石《易解》基本上是表示赞同的，所以分析程颐的态度比较关键。

程颐反对象数易学，就是与他相好的邵雍，他也不赞同其“数学”易。陆游记载说：“康节(邵雍)欲以(易学)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弗受。”(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九《跋蒲郎中易老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于以义理解《易》的易学家，程颐则独推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他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年亦长矣，宜汲汲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13页)又说：“《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二程集》，第248页)程颐推崇这三家易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家不谈象数。陈振孙记载道：“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云尔。然杂物撰德，具于中爻，互体未可废也。’南轩之说虽如此，要之，程氏专治文义，不论象数。三家者文义皆坦明，象数殆于扫除略尽，非特互体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胡瑗《周易口义解题》)除上述三家外，在程颐之前以义理解《易》的其实并不少，比如王昭素《易论》、石介《周易口义》、司马光《温公易说》、三苏《苏氏易传》等。此外，李觏着《易论》，欧阳修着《易童子问》都不赞成象数易学。由此而言，程颐之所以称道三家易学，也应与三家在解《易》时义理发挥得尤为出色有关。以上是程颐将王安石易学与王弼和胡瑗的易学放在一起作整体表彰。而单独谈王安石一家易学时，程颐则具体分析，决定其取舍。

从现有的《易解》佚文来看，程颐在《伊川易传》中对《易解》有不少借鉴吸收。前人经过比较早就明确指出二人在解《易》上有较多一致的情况。据笔者所见，王安石对《周易》的解释中有四处直接为程颐采用。《履》卦初九：“程正叔曰：夫人不能安于贫贱之素(原注：初位卑)，则其进也乃贪躁而动，求去贫贱尔，故往则有咎。又曰：欲贵之心与行道之心交战于中，岂能安履其素哉。”(冯椅《厚斋易学》卷九《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冯椅注称：“素履之说，王介父、游定夫(酢)、杨中立(时)、郭立之(忠孝)、子和(郭雍)、兰惠卿(延瑞)、朱子(熹)皆同。”(同上)按时间先后看，自然是王安石首创其说，程颐因袭沿用。王、程二人的契合点在于“安贫乐道”，而不是贪求富贵，问题的关键则在宋人乐于谈论的心性上。《节卦》上六爻：“程正叔曰：守固则凶，悔则凶亡。王介甫亦有此说。”(《厚斋易学》卷三〇《节》)又《系辞下》“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的解释，冯椅记载说：“事物方兆之初，故曰‘微’。‘见’，今现，形也。震动在四、二，已知其微。朱子曰：《汉书》云，吉凶之先见。程正叔曰：吉见于先，岂复至有凶也?王介父同。”(《厚斋易学》卷四五《说卦中一》)“用见大人，荆公、程子皆云用此道以见大人。”（《丙子学易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样，以上三者仍是王安石首倡其说，程颐沿用。于此，程颐与王安石在具体解《易》上达成共识。

王安石与程颐在解《易》上可以互参互补，思想同源的情况也是有的。元人李简就曾将二人对《涣卦》上九爻的解释合二为一。他说：“涣之时，难在内也。三居险陷之极，上与之应，从之则与俱伤矣。九以阳刚处险之外，有出险之象。又居巽之极，为能巽避其者所有也。‘血’，伤也。‘逖’，远也。夫履险之小人，鲜不夷灭。能与涣离，则其伤免矣。避险尚远，故逖出而后无咎。张翰避赵王伦，得此道也。蔡邕不远董卓，而卒及于祸。”随后李氏注：“集临川、伊川、雷氏。”(《学易记》卷六《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雷氏指雷思，字西仲，金人。所幸的是，王安石对《涣卦》上九爻的解释在《周易义海撮要》中有保存，王氏曰：“六三以柔乘刚，在内困于有难之地，阴之伤也，故曰‘血’。上九应之，则与之俱伤矣。去而逖出，则远害矣。”(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六《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安石认为六三爻为阴爻，而九二爻为阳爻，六三以阴柔乘阳刚，于理不合，因此有伤。上九爻应于六三爻，则有伤之危险。不过爻辞说“涣其血去逖出，无咎”，王安石认为“去逖出”就是逃离六三，故能远害而无咎。可见王氏此解确为精到。不过，为什么上九是“涣其血去逖出”呢?王安石没有解释。程颐觉得不解释这一点是不妥当的，所以他进行了改造。程颐解曰：“涣之诸爻皆无系应，亦涣离之象。惟上应于三，三居险陷之极，上若下从于彼，则不能出于涣也。险有伤害畏惧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阳刚处涣之外，有出涣之象，又居巽之极，为能巽顺于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则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涣之时，以能合为功，独九居涣之极，有系而临险，故以能出涣远害为善也。”(《二程集》，第1004页)程氏所用《周易》，六三爻辞“血去逖出”当作“血去惕出”。不过，两相比较，程氏在整体上采纳了王安石的思路，在细节上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解释：第一，程颐补说明了王氏有伤的危险即是爻辞所言的“血惕”；第二，能“去而惕出”是因为上九所居之地“有涣之象”，又上九为外卦巽的上位，“巽顺于事理”；“有系而临险”则进一步解释上九与六三爻有应。综合而言，李简将王安石与程颐之解合而为一，确实领悟了二者的源流与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