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在我国古代文献宝库中，可谓独树一帜。它以辑录古代文献中的众多材料，按类或按韵编排，便于寻检和征引为特色，内容包罗万象，占据着“存一书即存众书”的重要地位。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载体，类书的产生、发展必然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稳定、最持久的部分，是适应小农自然经济，与家族制度和封建专制相配合，重在协调控制族体内部人际关系，以维系群体的天然和和谐生存为目的的观念文化。[i]它自汉代奠定了独尊地位以后，便在历代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诸方面起着支配作用。因而，类书的编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并深刻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内涵。

一、类书的编修

儒家文化本是东周末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它宗于周代文化，然后又有儒家的新见解。孔子之学经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的开拓、发挥，至西汉时渐成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尤其是在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家文化便成了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ii]尽管此后在某些历史时期内（诸如魏晋、隋唐时期），儒家思想曾受到玄学与佛教的冲击，但儒家的礼治与仁政始终占据主流。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迎合了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理念，另一方面缘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占有最发达的传播手段——官府学校与私学，从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儒生。一个时代必然要有一种主流的学术文化为人们的精神所依托，而类书正是承载这种文化的理想工具。封建帝王为了从前代借鉴统治的经验和教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要找到一种能记载这种经验教训的载体，类书适应了这种“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心理，便肩负起此任。类书的产生直接源于封建帝王的统治需要，而封建帝王又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因而，类书是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皇览》被公认为是我国的第一部类书，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魏文帝曹丕“使诸儒（刘劭、王象等）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还有许多类书编撰者的署名中都少不了“奉敕”二字，这都充分说明它是在封建帝王的直接授意下编成的。而《皇览》、《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的命名则更形象地表明了其用意：其一是为“听政之暇，资于披览”[iii]，其二是“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戒”[iv]。比如宋真宗令撰《册府元龟》，其目的即为：“欲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有益也。”[v]同时，宋真宗对该书的编撰，从书的凡例、门类、篇目，前后编排的次序，内容增改、删节，以及选择材料的原则，引用资料的范围等等，都要亲自审查厘定。明代的《永乐大典》在编撰之初，上谕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要求做到“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无厌浩繁”[vi]。因此，类书作为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工具特性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因为儒家文化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社会秩序，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类书肯定要被用来宣扬“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儒家学说，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借以摒弃“异端邪说”。加之编纂者的认知结构、思维模式都是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因而他们不可能将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的思想和观点收入其中。私修类书确实如此。至于大型官修类书，必然也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其捍卫儒家思想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的。

自汉文帝以来，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之士，“策试”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一直延续到清季。策试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到政事、经义、时务、历史等诸多方面，回答需要引经据典。“应试类书”应运而生。它将经书、史书、子书中的事例典故连缀成篇，或者摘录出来，分别按类编排。《旧唐书·经籍志》类事类、《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都著录有张大素的《策府》。宋代“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vii]，编纂此种类书盛极一时，如《八面锋》、《群书会元截江网》、《山堂考索》、《源流至论》等，可见其在当时社会上的“实用价值”。宋陈傅良撰的《八面锋》是专门针对时务策试的类书。全书十三卷，共有八十八个提纲，每个提纲下又各有子目。如卷一有“至言若迂有益于国”、“兴大利者不计小害”、“阴去其弊则怨不生”、“工于所察遗于所玩”、“示人以法不若以意”、“法令之行当自近始”、“大体立则不恤小弊”等七个提纲。《群书会元截江网》则是又一种类型。它“分六十五门，每门间附子目。各类之中，以‘历代事实’、‘宋朝事实’、‘经传格言’、‘名臣奏议’、‘诸儒至论’分段标识。又有所谓‘主意’、‘事证’、‘时政’、‘警段’、‘结尾’诸目。至于排偶成句，亦备载焉”[viii]。另外，明代何乔新的《策府群玉》、吕一经的《古今好议论》、卓有见的《策统纲目》；清代龚在升的《三才汇编》、周纶的《石楼臆编》等也都是为应付策试而编的类书。所载内容无一不融合有儒家的思想。

科举考试自唐代逐步完善，宋元明清极为盛行。科举应试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考试内容着重儒家经典。进士唐初主要考“时务策”、“帖经”等，后加考诗赋，唐末以后以诗赋为重点。“帖经”也都来自儒家经书，白居易的《六帖》即是与帖经考试有关的类书。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接受王安石的建议，“帖经”被废止，改试“经义”。创始于明初的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它要求题目一律采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内容诠释必须以程朱理学派的注释为准。[ix]因此，明清出现了许多“经学类书”，如明代杨联芳的《诸经纂注》，张文鸾的《五经总类》、徐常吉的《六经类聚》；清代周世樟的《五经类编》等。由此而形成的科举文化，也成为传统政治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科举文化客观上必然要求“应试类书”的产生，以帮助归类知识，排比记忆，寻检事文。类书也因此逐渐成为文人学士谋求功名，而在赋诗作文时检索事类、采撷词藻的工具。可见，科举文化对类书的编撰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类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诞生之初其目的并非于此。类书在科举中所发挥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算作直接目的下的延伸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