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风雅正变说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风、雅是指《诗经》的体裁，正、变是针对诗篇的内容而言的。然而关于风雅正变说的起源、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存在的可能性，历代各家各派的学者却众说纷纭。苏辙对于风雅正变，在《诗集传》中指出了其产生的缘由，并提出以时代大势论正变的观点。这有同于毛、郑处，也有不同处，但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辙仍是遵从毛说的，仍是以儒家传统诗教观念解诗的，只是在方法上力求更加完善而已。

【关键词】苏辙；诗集传；风雅正变。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传统是在议论《毛传》、《郑笺》与批驳《毛诗序》的宋学传统大背景下展开的。苏辙在这宋学兴起的时代，撰作了时代特色很强的《诗集传》，其对于汉唐以来《诗经》学史上的基本问题都有所探讨。而关于风雅正变说，苏辙在批评汉学成说的基础上又有所继承和创新，他认为风雅正变说的产生是与其时代大势密切相关的。故本文试立足于苏辙对于风雅正变说的理解以求探讨他在汉学传统向宋学传统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诗经》学思想。

众所周知，风雅正变说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风、雅是指《诗经》的体裁，而正、变是针对诗篇的内容而言的。究其原始，风雅正变一说实肇始于《毛诗序》，其后历经郑玄、孔颖达的润色加工而益臻详密。《毛诗序》认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1]这里《毛诗序》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在乱世时，礼乐崩坏时所作的诗是变风、变雅。所谓变，即指时代由盛及衰，国家的政教纲纪呈现崩坏之势，诗的内容由美及刺。这反映了政治兴衰与诗歌内容的美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此说有其合理因素。但《毛诗序》此处只是言及《诗》有变风、变雅，并没有明确标出正风、正雅之语，以及正变划分的界限。郑玄继《毛诗序》说之后，继续加以推阐和系统化。其《诗谱序》云：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2]

于此郑玄明确指出了《诗经》中之风、雅有正经和变风、变雅两类，而颂却无正变之分，纯为正经。同时，郑玄于《周南召南谱》、《邶鄘卫谱》、《小大雅谱》等又具体论述了正风、正雅及变风、变雅篇章的归属。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郑玄认为文、武、成王盛世之时歌颂周室先王和西周盛世的诗，为“《诗》之正经”，而懿王以后那些众多的产生于衰乱之世的讽刺诗和爱情诗，则为变风、变雅。具体划分为《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诗为正风，《邶风》以下至《豳风》共一百三十五篇诗为变风。《鹿鸣》至《菁菁者莪》十六篇为正《小雅》。《六月》至《河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这就是郑玄区分风雅正变的基本框架。此外，郑玄于《诗谱》中，又将风雅正变与世次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严紧的说诗体系。

风雅正变说在《毛诗序》中略具雏形，后经郑玄系统化，成为《诗经》毛诗学派诠释《诗经》所持的重要理论。其后，孔颖达《毛诗正义》除注疏《序》、《传》、《笺》外，亦收录郑玄《诗谱》而加以疏之。经由《正义》的推阐，郑玄风雅正变说则更扩充了内涵。况且整个《诗经》诠释史，自汉以讫唐中叶，基本上是由《诗序》、《毛传》、《郑笺》以及《毛诗正义》所构建的汉学传统支配着，因此作为其说之一的风雅正变说也就成为学者解诗必须依从的理论。尽管其中有诸多矛盾，但学者仍很难跳出汉学的典范。期间只有唐德宗贞元年间，成伯屿作《毛诗指说》，才稍持新论。其于风雅正变问题，认为《颂》亦有正变。《毛诗指说·解说》云：

《风》、《雅》既有正，《颂》亦有正。……《清庙》至《般》为正《颂》也。然颂声从《风》、《雅》而来，故二《南》之《风》为正，继变《风》之作，《齐》、《卫》为始。齐哀公当懿王之时，卫顷公即夷王之代。有正即有变，《风》、《雅》既有变，《颂》亦有变，……《风》、《雅》之变自幽、厉尤甚，鲁、殷为变《颂》，多陈变乱之辞也。[3]

成伯屿认为《颂》亦有正变，谓《周颂》为正《颂》，《鲁》、《殷》为变《颂》，以其“多陈变乱之辞”而有异于向来《毛诗》家风雅正变之说。但细究《鲁颂》、《商颂》的内容，亦不似变乱之辞。故成氏之说，恐未能成理，然而这对于《毛诗》学派风雅正变说的一统地位却提出了挑战，为宋儒全面理解此说作了铺垫。

再者，郑玄笺《诗》，依《序》、《传》为说，但其所谓的风雅正变说始终与《诗序》所言的美刺现象有扞格之处。考《毛传》以时代先后为次说《诗》，故二《南》以《关雎》始，《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皆归为文王时诗，以下则依世次为说，所谓“以史证诗”者也。而《序》中又多以美刺说诗，大体言之，治世多言美，而衰世多言刺，然亦有不拘于此者。如《野有死麇》虽在《召南》，而《毛诗序》云：“《野有死麇》，恶无礼也。”[4]卫文公、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齐桓公等虽并在东周之世，但亦有美诗，因为若依郑玄《诗谱》之说，此乃属于衰世，诗之内容应为怨刺之意而归于变诗。但《鄘风·定之方中》、《卫风·淇奥》、《郑风·缁衣》、《秦风·小戎》、《卫风·木瓜》等，均为赞美卫文公、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齐桓公诗。此外，《小雅》中也有同一王而美、刺并出者，如《小雅·鸿雁序》：“《鸿雁》，美宣王也。”[5]《沔水序》：“《沔水》，规宣王也。”[6]《鹤鸣序》：“《鹤鸣》，诲宣王也。”[7]《祈父序》：“《祈父》，刺宣王也。”[8]可见《诗序》以美、刺说《诗》并未拘泥于盛衰、正变之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