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蜀自古是重“德”兴“孝”之乡，世出孝廉，古多贤女。本文历考汉魏六朝以来巴蜀的德孝风俗，认为这一奇风美俗之形成固然与巴蜀古朴的民风有关，也与汉以来提倡儒家教化，特别是文翁、张宽等人引进儒学《七经》(内含《孝经》)教育有很大联系。历考唐、宋以来巴蜀学人的《孝经》学研究成就，指出巴蜀学人修学重教，爱好古文，承唐祧汉，远有端绪，为保存和研究《古文孝经》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巴蜀文化；孝；孝经；古文

《孝经》是儒家重要经典，汉人称孔子有“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言；后人亦有“圣人之行莫先于孝，圣人之书莫先于《孝经》”(范祖禹说)之论。自汉代以来，统治者倡言“以孝治天下”，故《孝经》之书童而习之，长而能诵，旧时学人，无论学问之深浅、道行之高低，都对《孝经》耳熟能详，张口即诵。巴蜀大地，自秦汉以来，即已融人中华文化大熔炉之中，巴蜀人士重德兴孝，早成传统。古代巴蜀之忠臣孝子，固不绝书于历代史志；而耆儒硕学在研习儒家《五经》同时，对《孝经》也是精研恪遵，足以名家。巴蜀人士从立德、立言两方面对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无限异彩。可惜迄今为止，研究经学史(或学术史)者，对巴蜀古代“孝经学”注意不够，使先贤成就得不到表彰，也影响了今人对前人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这里愿发其轫，抛砖引玉，以冀推动巴蜀“德孝”文化之研究。一 儒风南暨，远承文翁之教

史谓巴蜀自古质朴，民风淳正，德孝精神，出于天然。《华阳国志》：“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1]又说：蜀人“或乃龙飞紫阁，允陟璇玑；亦有盘桓利居，经纶皓素。其耽怀道术，服膺《六艺》，弓车之招，旃旌之命，征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苹蘩者，奕世载美。……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2]并称：“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3]济济多士，郁郁德孝。巴蜀自古士义女贞，奉亲敬老，可比齐鲁。

地处西南一隅的古代巴蜀，是如何形成这一风俗的呢?在儒教中国里，当然离不开儒学“德治”和“孝道”思想的浸润。

《战国策》载张仪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司马错亦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4]时至战国，中原人眼中的巴蜀地区，完全还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图像，这也许是不同文化取向造成的殊隔，但是巴蜀上古民俗之质朴俚野却是可以肯定的事实，欲使民风从质野状态形成儒雅之风，当然要经过儒教浸润，特别是大力推行和普及儒家德孝经典《孝经》的漫长过程。

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巴、蜀、广汉，本西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焚僮，西近邛、莋马旄。民食稻鱼，俗不愁忧，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5]班固将巴蜀民风的转变归结为文翁立教、相如为师上来，我看，要讨论秦汉时期的古代巴蜀民风之转变，应以班固的这段话为确论。所谓“文翁倡其教”乃修石室，兴儒学，使巴蜀士女 早观儒家《七经》之教。所谓“相如为之师”，即重文采，尚辞赋，以高文大赋倾动天下。汉以来在巴蜀地区的力行教化，对改善和提高巴蜀文化风俗的积极 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常璩在大力称赞桑梓之邦风俗善美时，也肯定了儒家教化的塑造之功：“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侑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6]如果说文翁治蜀，兴修水利，使“民物阜康”、“世平道治”，属于“物质文明”建设领域的话，那么他修立学校，教育士子，则属于古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只不过文翁进行的学校教育，是以儒家《七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孝经》、《论语》)为主体的“经典”教育，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过，早在西汉文、景之时，在文翁、张宽等人的倡导下，提倡德孝的经典《孝经》随孔子《五经》和《论语》传人蜀中，成为造就巴蜀士人、重树巴蜀民风的重要经典，对巴蜀地区社会风气的改良和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此之后，巴蜀有志士以“孝道”为号召，巴蜀学人亦以研究《孝经》为志趣。从立德、立言两个方面，共同丰富和发展了祖国文化的“孝学”内容。《常志》称：“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航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慈和。”又：“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征，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世号谷口子真(神中、五征未详其义)。”[7]无处不体现出鲜明的“德孝”文化特色。巴蜀士人之研究《孝经》，也就构成了巴蜀“德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修学好古,巴蜀“孝学”概观

由于文翁兴学以《七经》教导郡县士子在汉代尚属首创，巴蜀士子就成了除孔盂故乡之外较广泛接受儒家系统教育的幸运儿，巴蜀古代的《孝经》学成就与其他经学成就一样，也取得了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突出成绩。然而由于时移世易，巴蜀古代文献大量亡佚，清嘉庆重修《四川通志》只著录古代蜀人“孝经学”著作1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