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归纳宋儒疑左诸家之说，最主要的有这样六条：一是左丘明与《左传》作者问题，二是《左传》记录有战国史事问题，三是《左传》占筮多有应验问题，四是经传关系问题，五是《左传》详于晋、楚问题，六是《左传》传授源流问题。宋儒对这些问题的辨疑，对后人研究《春秋》经传产生过重要影响。可以说，后世学者怀疑、考辨《春秋》经传，所持的看法基本上都由宋儒提了出来，只不过论证有深浅、详略而已。今天看来，中唐啖、赵以及宋儒对《左传》的怀疑都不能成立，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启发后人之思，推动学者们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宋儒的怀疑，也就没有后世的考辨，对《左传》的问题也就不会有清楚的认识，研究者就不敢放开手脚去利用《左传》的资料。不过，宋儒有些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完全出于臆测，这就属于学风问题了。

关键词：宋儒，左传，疑古

《左传》一书，为左丘明所撰，中唐之前基本上没有异议。司马迁说，孔子修成《春秋》以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i] 班固也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各论本事而作传。” [ii] 但是，《左传》属于古文经，在西汉时期未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刘歆表彰《左传》，引起争议，汉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 [iii] 。那些今文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 [iv] 。到东汉光武帝时，又讨论《左传》立博士的问题，博士范升反对，认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 [v] 。在陈元的极力主张下“卒立左氏学” [vi] ，但不久博士李封去世，《左氏》又废。后来贾逵用图谶附会《左传》，《左传》又行于世 [vii] 。李育认为《左传》“不得圣人深意”，列举四十一条驳斥 [viii] 。虽然有不少争论，但由于大儒桓谭、王充、班固等都肯定左丘明从孔子那里传《春秋》并为之作传。在汉代，《春秋》与《左传》原来各自单行。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将经与传配合在一起加以注释，系统证明了《左传》为传《春秋》而作。杜预还着《春秋释例》，从《左传》中归纳出《春秋》“义例”的“五十凡”。从此《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的地位完全确定了下来 [ix] 。唐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即据《左传》杜预注。到了唐代中叶，受儒学革新运动的影响，传统经学发生“变古”，《春秋》学研究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弃传求经”成为一时风气。同时，儒者勇于攻驳“三传”，对“三传”作者、成书时代、经传关系，以及所谓“凡例”、“大义”等问题，纷纷提出不同的意见。这股风气由中唐啖、赵诸儒开其端，宋儒更加以论证、推阐，对后世的《春秋》经传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汉儒都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不过，他在《报任安书》中又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段语引起后人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此《国语》实际上就是《左传》，而非传世的《国语》 [x] 。关于左丘明，《论语·公冶长》有一段话说：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孔子极为赞赏。杜预据此认为：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xi]

左丘明既然“受经于仲尼”，则是孔子的弟子。不过，唐代学者开始对左丘明提出怀疑。赵匡说：

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原注：《论语》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唯司马迁云“丘明丧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且迁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驳。刘歆则以私意所好，编之《七略》（原注：《七略》：《左氏传》，丘明所为。）班固因而不革，（原注：谓《汉书·艺文志》凭《七略》而为也。）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 [xii]

赵匡认为孔子所称赞的都是前代贤人，而不是同时之人或门人弟子。因此《左传》不是孔子所称的左丘明所作。不仅如此，赵匡还从《左传》文体和记述内容上存在差别，判断《左传》与《国语》不是一人所作，《左传》也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此外，赵匡对前人所称的《左传》传授源流也提出疑问：

近代之儒，又妄为记录，云丘明以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铎椒，椒传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原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例》所引。）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汉书》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 [xiii]

他认为陆德明等人所述《左传》传授源流是后人伪造的，是不可靠的。

宋儒《春秋》学承啖、赵之余波，继续对《左传》的作者问题进行考辨，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生活于真宗、仁宗之际的王皙着《春秋皇纲论》，较早对《左传》提出怀疑：

《左氏》于获麟以后续经至孔丘卒，伪也。又好以一时言貌之恭傲，与卜筮巫梦之事推定祸福，靡有不验，此其敝也。及经外之传，无取乎经者，今一切不取。又有广录杂乱不实之语，混合其间，固当裁取其文，以通经义。 [xiv]

王皙提出了续经、预言、无经之传以及《左传》取材问题，对于宋儒考辨《左传》作者、时代无疑有所启发。刘敞着《春秋权衡》，认为孔子所称的左丘明是“鲁太史”，没有“受经传道”。他说：

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泛以旧章常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丘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学者可勿思之哉！ [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