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书》，作《易传》，着《春秋》，被认为是“对经典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后世一般所说的先秦经典即所谓“五经”、“六经”，就是指孔子改造过的。但是此后经历了战国的“百家争鸣”、秦代的“焚书”等重要历史事件，孔子时代及其以后的所有先秦典籍（包括“五经”以及“诸子”和其他典籍），到了汉代是如何保留下来，又是如何流传下去的？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时以口耳相传为主，所传之内容必有各种情况的走样，如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因听不懂话，就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其意属读”的（见《史记·晁错列传》），再加上传授者有意无意的曲解和疏忽，结果必失其真。《诗经》在汉初的情形也是如此，“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在汉初，这四家诗除开训故、传解不同之外，经文本子是否相同，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阜阳双古堆出土的西汉早期的竹简中就有100多支《诗经》简，据研究，既与世传的《毛诗》不同，也与三家《诗》有异，不仅有许多异文，甚至编次也是不同的。（参见《文物》1984年第八期）。除《诗经》外，汉代其他各经的传授也有各种不尽相同的情况，例如《易经》，马王堆帛书中有《周易》，双古堆又有《周易》竹简，它们与传世本不同是肯定的，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并未完全弄清楚。但可以证明，汉初的或者说先秦的《周易》，有过与后来不同的本子。其他，《礼》、《乐》之类更不消说，后世只能看到汉人编次、传记的一些东西，先秦原籍只有等待出土了。总之，所有经典在传授过程中，必失其真，失去孔子所编的原貌之真，汉代对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造。

另一大类典籍就是先秦“诸子”,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老子》一书,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老子》 且有大同小异的甲、乙两种本子 ,与后世流传的《老子》颇不相同,使人们大开眼界,为《老子》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没有想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又发现了更为不同的《老子》版本。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以上情况说明《老子》文本不仅从战国到汉初有很大变化，而且在汉代也有不少变化。如果说汉初两个帛书本也是汉人的作品，那是汉代对《老子》的第一次改造，后来严遵的《老子注》、《河上公老子章句》，那就是第二次、第三次了，还有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邻氏、傅氏、徐氏和刘向的传说，所有这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例子俯拾即是，不妨试举一二：后世流传本的《老子》第一章，在帛书中原在“德经”之后，这个大的改变应有其深义，再就是一连去掉了七八个“也”字。更重要的是诠释，例如释“有名万物之母”，严遵《老子指归》释为：“有名者之为化也，遵道德、贵神明，师太和，则天地，故为万物母。”而《河上公章句》释为：“有名谓天地，天地有形位，阴阳有柔刚，是其有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这些文字和思想，虽然在汉代其他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但这里作为《老子》注文，不能不说是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其他子书被改造的脉络难得有《老子》一书这样明显。但近几十年新出土的简帛资料，足够我们说明问题了，《文子》、《庄子》，《鹖冠子》、《尉缭子》、吴、齐两《孙子》，乃至《墨子》、《鬼谷子》等等，都有多少不同的文字，可供研究参考。可以武断地说一句，都不会与传世本相同，都能够说明汉人对它们的改造。总之，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派别，在传授“六艺”、“诸子”的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改造和诠释，如果我们发现有些记载和新出土资料有不同之处，那正是典籍被改造的证明。

关于改造典籍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予以说明，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汉末年的刘向校书，此次校书是一次大的图书整理，学术界已经注意，但深入探讨还不够。这次图书大整理的情况，此处暂不详说，只想说明一点，它也是一次对先秦典籍的大改造。刘向每校一书之后，“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从留存的几篇《书录》看，其对先秦典籍的改造，包括内容选择、重新编目以及文字校定等多方面，现举《晏子叙录》一例如下：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笺，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严可均校辑《全汉文》）

这里引文稍长，但很说明问题，刘向等在整理时，除了重新编次篇目、校定文字之外，对内容的选择，更能表明其改造之功：一方面态度似乎很“客观”，感觉到“似非晏子之言”的篇章也“不敢遗失”，予以收录编入（这又使后人能看到一些刘向当时所看到的流传篇章）；另一方面“主观”意识又相当强，注重“忠谏”君、法“义理”、“合六经之义”等等，凸现出“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观念。关于后者，其他“书录”中都有明显的表示，如对非儒家典籍的《管子》、《列子》也说他们“晓合经义”、“合于六经”之处。如果我们要谈“改造”、谈“创造性（一般意义上的）改造”，当然与改造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

刘向等人有组织、有计划的校书，是对先秦典籍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改造，并且是完成了的。最后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就是完成后的总结。《七略》后来遗佚了，《汉书·艺文志》“删其要，以备篇籍”，使我们能知道当时的大概情况，《艺文志》中著录52家儒家诸子，有31家是先秦的；著录37家道家诸子，有29家是先秦的。这些应该都是经过刘向等人改造过的，只是到班固时又大多亡佚了。当然，亡佚是就班固当时的国家藏书而言，就他个人所见而言，并非从社会上完全消失，后世有人引用、有人辑佚，又可以恢复某些典籍的部份内容。而现代出土资料，如马王堆帛书中有可以被称《黄帝四经》的内容，郭店竹简中有一些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容，均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班固记录属实，刘向等人整理过的可能（确有过那些书）。从数量看，刘向等人对先秦典籍的改造，也可以说是“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