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人，享有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经学家、哲学家等众多称号。学通儒、释、道三家，于经、史、诸子皆有研究。他不仅在史学研究、在道家道教研究、在佛学研究、在古地理、古民族、古气候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儒家经学、理学研究方面亦深有造诣。本文将就蒙先生对待儒学尤其是理学的态度作一介绍。
蒙文通先生不仅是经学家，而且是史学家、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发言提及他的专长：“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个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因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离不开经学和佛学。此外，他对唐宋思想史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
蒙先生有着深厚的经学根底。早年曾师从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和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又曾向章太炎问学，20岁时着《孔氏古文说》，其在经学方面的独特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蒙先生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尽管有时盛，有时衰，其具体形式或为汉学，或为宋学，莫不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文通先兄论经学》，《蒙文通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版，第74页。)先后撰成《经学导言》、《经学抉原》、《孔子和今文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等多篇经学著作。
蒙先生也有着极强的佛学素养。蒙先生虽很早就以经学而成名，但20世纪初期中国大地的今古文大论战，却使得他处于长期的游学状态。在这过程中，他渐渐地悟及佛学在中国思想中的深层的潜意识影响，于是同汤用彤等同时旁听于“支那内学院”，师从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潜心研究佛学，长达四年之久。他在“内学院”期间表现出来的才华，深得欧阳大师的赏识，以至以洙泗之传相许，孔门生机相期。（欧阳竟无：《复蒙文通书》，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51页。）蒙先生不负欧阳师的重望，集10余年之功，在佛学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相继撰成《中国禅学考》、《唯识新觉罗》两篇作品，其佛学日益精深。
蒙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涉及面极广，既包括中国民族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佛教史、道教史、古地理、经济史，还包括周秦史、六朝史、宋史等。他在宋史方面尤为精深独到。自20世纪二十年代起理学、宋代史学、宋代学术等基础课和专题讲座，六十年代又招收培养宋史研究生。他先后共撰写论文、书稿等近三十篇、部。（他在宋史方面的贡献可参见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的“蒙文通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一文及刘复生教授论蒙先生史学成就的“通观明变
百川竞发”一文；其在道家、道教方面的造诣，可参见四川省社科院李远国教授的“论蒙文通先生在道家、道教研究领域中的贡献”一文。）直到逝世前，在各大学授课即开出中国通史、宋元史、宋史、宋代
他在博涉儒、释、道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极为看重，认为“儒家思想于中国二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不明儒家思想，不足以明二千年之国史。”(《理学札记》，《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7月版，第132页。)他从儒家学说的历史文化根源作了深入研究，提出儒家法夏（按：指取法墨家）、法殷（按：指取法法家）的理论。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哲学思想的发展、学术思想的变化等等都作了阐述，尤其对周秦时期、宋明时期的学术思想，论述较多，如：《周代学术发展论略》、《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理学札记》、《理学札记补遗》、《儒家法夏法殷义》、《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孔氏古文说》、《井研廖师与汉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天问本事》等等。
蒙先生在研治经学中，进而研究宋学特别是理学。他认为，从宋明理学可以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理学札记》，《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第132页。)蒙先生所学虽至广博，并不专攻理学，但自称“诸学中自得之深者厥惟理学”(《蒙文通学记》，第189页。)他直接论述理学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后论》、《理学札记》、《理学札记补遗》及分别于1952年、1963年写给张表方、郦衡叔、洪廷彦的三封书信中。他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如同其经学思想一样，几度变化。他自述道：“文通年少时，服膺宋明人学，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则走而之四方，求之师友，无所得也，遂复弃去，唯于经史之学究心；然于宋明人之得者，终未释于怀。年四十时，乃知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彻：曰格物穷理，曰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于是作《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自尔以后，又十年矣，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干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致张表方书》，《蒙文通文集》第一卷，第156页。）由年少时的“服膺”到三十岁时的“有所疑”，进而于四十岁时“知”其弊，到五十岁时则“稍知”如何“救其失”，之后又渐渐认可并“独契”于陈确的学说，继而在“解放后一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致张表方书》，《蒙文通文集》第一卷，第155页。）“于马列之说证之”。可以说，蒙先生于宋明理学是“究心”于一生。(《理学札记》，《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