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退溪《周易释义》、《启蒙传疑》二书分别从义理和象数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易学思想。在《启蒙传疑》一书中，退溪深刻地阐明了他对象数易学的认识，提出了一整套研究象数易学的方法，并将之用于实际研究之中。通过对退溪象数易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清理，我们可以看出，退溪虽然将朱熹所批评为“支蔓”的象数易学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并有“深泥”的弊端，但在主体上，他的象数学仍然以探究“理”为准的。《启蒙传疑》一书为我们理清了象数易学中的一些繁琐疑难的问题，其方法和成果均具有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退溪；朱熹；易学；象数；《启蒙传疑》

李退溪（1501-1570）是韩国李朝时期著名的朱子学大师。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对理学和理学史有着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在易学上，退溪有《周易释义》、《启蒙传疑》二书，分别从义理和象数的角度对其易学思想作了阐发。在其文集语录等作品中，有关易学方面的论述也为数不少。退溪是宗主朱子的学术大师，在易学上也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朱学色彩，不过，正是在易学上，退溪又展示了他独具己见和兼融百家、综合创新的一面。他的象数易学尤为博大深厚，对朱子的象数易学作了很大发展。学者们已对退溪的易学有了初步的探讨[①]，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其象数易学略述一管之见，望方家指正。

朱熹在易学上，义理宗程颐，所以《周易本义》一书重在阐发其“《易》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本义上。朱熹说：“伯恭谓：‘《易传》理到语精，平易的当，立言无毫发遗恨！’此乃名言。”[②]“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③]程颐《伊川易传》在讲道理上字斟句酌，阐释“天理”甚备，朱子解《易》就不可能再作重复建设。所以他在《周易本义》中时常称“程《传》备矣”[④]，并对弟子说：“某之《易》简略者，当时只是略撘记。兼文义，伊川及诸儒皆已说了，某只就语脉中略牵过这意思。”[⑤]不过，程颐《易传》也有不足。朱熹说：“《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⑥]“《伊川易传》亦有未尽处。当时康节传得数甚佳，轻之不问。天地必有倚靠处，如《复卦》先动而后顺，《豫卦》先顺而后动，故其《彖辞》极严。似此处，却闲过了。”[⑦]程颐《易传》舍弃象数不言，即使是经常交往的邵雍的易学，程颐也不过问一句[⑧]，所以在象数方面，程颐的《易传》就有所不足。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认为《易》本来就是卜筮之书，程颐没有把握到这一本义，所以朱熹称《伊川易传》可以单独成书，不必附于《易》[⑨]。为了弥缝程颐的不足，朱熹把重点转到发明《易》的本义上，对象数学尤所偏好，《易学启蒙》一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著作。

退溪继承朱子，对程颐《易传》多加推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易学阐发也研究深入。他称赞程颐、朱熹“两先生皆大有功于《易》学者”[⑩]。他的《周易释义》主要就是从义理的角度阐发《周易》蕴义，虽然文字简略，但综合创新之处甚多。退溪对象数易学的探究集中在《启蒙传疑》一书，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的易学家，大有专精深微的味道。他在象数易学领域中对朱子学的扩展性论述更是揭前人诸疑，发前人所未发。

一、对象数易学的认识

朱熹说：“《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11]他不仅在《周易本义》卷首列象数十图，而且还与蔡元定商讨易学，着成《易学启蒙》，专门探讨易学中的象数问题。他甚至还力求探索邵雍易学渊源，深入研究《周易参同契》，为之注解释疑，以发掘其中的象数易学之蕴。不过，朱子的象数易学比较纯朴，对汉代象数易学的傅会，他有很多保留甚至是反对的意见。

相比而言，退溪的象数易学就要复杂繁芜得多。他对朱子虽知而不赞同的一些象数易学内容也纳入到了《启蒙传疑》一书之中。这与退溪对象数易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退溪认为象数易学广博微妙，难于穷究。他说：“理数之学，广博微妙，盘错肯綮，未易研究，透得一重，又有一重，愈索而愈无穷。”[12]（第1页）正因为如此，所以退溪虽以“《启蒙》之书，阐发幽赜，昭如日星，而诸儒辩释，又皆精密该畅，无遗憾”，但仍“因思有契，或考古有证”，“随手札记，累至成帙”（第1页），写就《启蒙传疑》一书。

具体而言，朱熹曾言及《周易参同契》、《易林》、《火珠林》等书。他对《参同契》作过注释，但称其书本不释《易》，仅托《易》以言炼丹，所用纳甲之法有合于《易》而已。朱子又认为《易林》、《火珠林》有古《易》遗法[13]。但他赞许程颐思想纯正，没有见过《火珠林》，所以一遇成都隐者言《未济》“三阳失位”就为之动[14]。在《易学启蒙》中，朱子赞同蔡元定十图九书之说，一改刘牧九图十书，所援引虽有关朗等人之着，但也不为太杂。退溪则有所不同，虽然他主要依据韩邦奇《周易启蒙意见》一书，但援引之说除了吴澄（临川吴氏）、黄干（勉斋）、刘爚（云庄）、鲍宁（谧斋）、胡方平（玉斋）、胡炳文（云峰）等人外，更有医学书《素问》、算术书《杨辉算法》等，甚至明言：“图虽无文注纳甲法，法见阴阳家诸书。今取《参同契》及《笔谈》、《易髓》、《卜筮元龟》诸图说，以愚见订解如左云。”（第70页）其《杂书考证》一篇则是专门针对《卜筮元龟》等杂书所作的考证。这显然是援引杂书，尤其是阴阳家诸书入象数易学领域，其失之于驳杂是不言而喻的。

从退溪对一些传统解《易》方法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用驳杂的方式对朱熹象数学的发展。其一，对互体、飞伏说的认识。朱熹说：“纳甲是震纳庚、巽纳辛之类，飞伏是坎伏离、离伏坎、艮伏兑、兑伏艮之类也。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15]“不必深泥”就是不要过于推求，所以朱熹并没有否认互体、飞伏之说。他自己还用此以解《易》，称：“凡卦中说龟底，不是正得一个《离卦》，必是伏个《离卦》，如‘观我朵颐’是也。‘《兑》为羊’，《大壮卦》无《兑》，恐便是三四五爻有个《兑》象。”[16]这里不仅以“观我朵颐”是因为《颐》“虽无离卦，却是伏得这卦”，而且以《大壮》三四五爻互《兑》解释爻辞中有“丧羊于易”的问题[17]。不过，一旦以伏卦、互体过于深求，朱熹就表示反对了。他说：“朱震又多用伏卦、互体说阴阳，说阳便及阴，说阴便及阳，《干》可为《坤》，《坤》可为《干》，太走作。近来林黄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体，一卦可变作八卦，也是好笑！”[18]朱震《汉上易传》“太走作”、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好笑”，关键就在于他们在伏卦、互体上处理不当，牵强傅会太多，所以朱熹对之不满。退溪在这方面也有过于深究之嫌。他不仅列出《推飞伏例要诀》，而且称“要诀隐晦难推，今以乾坤二宫为图，以明如左”（第78页），力图将飞伏之例一一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