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记》的成书问题，学界历来聚讼不已。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礼记》的成书时间和此书的纂集者。李学勤、杨天宇先生等认为《礼记》的纂集者当是西汉的戴圣；而近人洪业先生则认为《礼记》当成书于二戴之后，郑玄之前；钱玄先生更是将《礼记》的成书时间考定在东汉。[A] 诸位先生在《礼记》成书问题上都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讨，所付出的努力也令人钦佩。笔者拟在前贤和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礼记》的成书问题作进一步的申说，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礼记》四十九篇，《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儒林传》均未言及。最先提到《礼记》纂集之事的是东汉末年的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郑玄《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隋书·经籍志》在郑玄的基础上提出“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隋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 《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清人毛奇龄、纪昀、戴震、钱大昕、陈寿祺、皮锡瑞，近人洪业，当代学者杨天宇等均力辨“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可谓有力。在当今学界，《礼记》并非删自大戴，马融也并非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几成定论。

《隋志》的这一段记述也常常被学者作为《礼记》一书并非戴圣所纂集的一大凭证。如钱玄先生说：“河间献王献古文书，即入秘府，诸儒莫得而见。刘歆校书，成于哀帝、平帝之时（前6-5年）。戴德戴圣的生卒年不详，但知曾参加宣帝时石渠之会（前49年），这时二戴已早为博士，前后相距数十年，二戴不可能删辑刘歆所校订之《古文记》。”[1].P39其实，这种看法清人已有之，毛奇龄《经问》：“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乎？”毛、钱二人所言看似有理，但是如果细究《隋志》的这段材料，则不难发现二人的疏漏之处。

第一，《隋志》的这段记载中有“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如前所述，此乃妄说。据此我们可以认定《隋志》的这段材料可信度不高。既然《隋志》的这段材料不足据，那么就不能将其当作确凿可信的史料来使用，这段材料中所具有的矛盾当然也就不可以当作反驳戴圣删《古文记》而成《礼记》的依据。

第二，退后一步来说，“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虽不可信，但是《隋志》所言其它内容不一定就不真实，那么是否就得出钱玄先生的结论呢？《隋志》在这段材料中所说的“戴德删其烦重”，此处的“其”字作为一个代词，钱玄先生显然将它归为刘向所校定的二百十四篇。而笔者认为，此处的代词“其”，很可能就是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得“记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其烦重”之事与刘向考校经籍一事在文中是并列关系，《隋志》并非认为刘向校书之后戴德才删书。《隋志》之所以将刘向校书之事放在前面叙述，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刘向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远高于戴圣的缘故。刘向在石渠阁会议上已经是《谷梁》学派的五人代表之一，在五人当中名列第二，其学术地位明显高于戴圣。论其社会地位，刘向是汉朝宗室子弟，汉元帝时即为九卿之一，《隋志》将刘向校书之事放在戴圣删书之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三，毛奇龄认为《汉书》和《后汉书》均不载《礼记》，从而否认戴圣删书之事，李学勤先生则对此提出异议：“《汉书》所叙《礼》的传流，是指《士礼》，也就是后来讲的《仪礼》一经的传承。至于《礼记》，那时虽也在流传，但没有获得经的地位。我们不能以为大小戴并时或更晚的学者，如闻人通汉、庆普等人也一定传记，更不能因《汉书》没有提到大小戴《礼记》而起疑。” [2]李先生所言甚确。以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汉书》和《后汉书》均不载《礼记》，而《礼记》实际仍然在汉代流传的事实。

二

晚清的不少学者认为今古文经学是截然对立的，今古两家壁垒森严，今文经学家不可能采用古文经说，古文经学家也不可能采用今文经说。如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在其经学初变时，主张平分今古。他据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以《王制》为主，而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今古文经学都来源于孔子。“然后二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判然两途，不能混合。”[3]P548钱玄先生也囿于今古文之争的成见，在认识《礼记》的成书问题上也受到这种成见的影响。他说：“现在的大小戴《礼记》不是西汉时戴德戴圣所辑的。因为在《小戴记》中有辑自《礼古经》的《奔丧》、《投壶》；《大戴记》中有辑自《投壶》、《诸侯衅庙》等。大小戴不可能辑用《古文记》，当然也不可能辑用《礼古经》。”钱先生遂得出结论：“现在的大小戴《礼记》，其成书既不在西汉，则必在东汉。”[1]P575如果我们重新审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就会发现钱玄先生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今文”乃指汉代文字，“古文”指先秦六国文字，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而“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则是比较复杂的。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凡是用隶书抄写的经书都是今文经，凡用秦以前的文字抄写的经书就是古文经。其实，仅仅用文字的不同来区分今古文经是不妥当的。六国文字在汉代已不通行，为了传授的方便，西汉的经师们多将古文经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本，而今文经的系统在西汉尚未形成，所以西汉的经书抄本多介于今文与古文之间。据王葆玹先生考证，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都是用隶书体写于汉初，而用字往往与许慎、郑玄等人所说的古文一致。[B] 由此可见，古文经很可能有今文抄本，而今文经也可能有古文祖本。如人所共知的《今文尚书》，此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在传授过程中，古文本写成今文抄本，逐渐形成《今文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