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文》是大型断代文章总集，其基本性质是一部宋代百科资料汇编。在当今整理研究手段现代化的背景下，这样一部资料汇编还有没有价值？有怎样的价值？

我们知道，资料汇编的主要功能是方便检索和学术指南，本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研究者进行前期资料浏览和收集筛选。随着数字化图书馆、电子全文检索的兴起和运用，文献编纂学中的一些传统的门类，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索引、字头索引、词句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已经或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迄今为止所能提供的检索基本上也还仅限于机械检索，而不是文献内容的智能检索，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料汇编还会长期存在，并体现出它不可替代—也许永远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它可以针对不同的用途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进行初步识别和筛选，剔除垃圾信息，缩小阅读范围，提供线索，指示门径，在极大程度上把研究者从大海捞针、皓首穷经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多地投入理论思维。对各种专题资料汇编的需要是无穷的，文献编纂学者要做的工作也是无穷的。

作为百科资料汇编，《全宋文》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以朱熹为例，谈谈它在宋代思想家研究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全宋文》编纂初期，曾动员数十名专业人员，花费几年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料普查，共查阅国内外公私藏书一两万种，辑得大量珍贵资料。这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辑佚是《全宋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整理《朱熹集》时，我们以《全宋文》普查的成果为基础，共收得朱熹佚文129篇，编为3卷；尚待进一步考证的佚文105篇，编为2卷，可谓富矣。

我们知道，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片纸只言历来为世人所宝贵。一千年来，朱熹的门人、后裔及历代学者对朱熹的遗文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搜集整理。朱熹在世时，已有诗文选集刊行，且可能不止一种。其后朱熹季子朱在、门人黄士毅等先后编成88卷、150卷、100卷本等多种朱熹文集。淳佑5年，王遂刊行续集10卷。10年，徐几增补为11卷。景定4年，余师鲁将辑得佚文编为别集10卷。明人朱培编有《文公大全集补遗》8卷。清代朱玉、徐树铭所刊朱熹文集，均附有《补遗》。此外尚有朱启昆《朱子大全集补遗》2卷，陈敬璋《朱子文集补遗》5卷。民国以来，朱熹佚文仍不断有所发现。其中，上个世纪90年代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一书搜集朱熹佚文200余篇，最为可观。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再发现朱熹佚文，应该说是比较难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宋文》的朱熹遗文辑佚成果，可以说是了不起的。

在所辑得的佚文中，有不少具有重要价值。如朱熹早年曾一度热衷于佛学，但由于编辑者为尊者讳，今天的朱熹文集、语录和其他文献记载中，已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了。而《全宋文》从《续藏经》中普查到朱熹《与开善谦禅师书》和《祭开善谦禅师文》两篇佚文，为研究朱熹早年学禅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原文如下：

象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文字记持，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愿受一语，警所不逮。（《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佛法金汤编》卷十五）

我昔从学，读《易》《语》《孟》，究观古人，之所以圣。既不自揆，欲造其风。道绝径塞，卒莫能通。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契悟。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间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师来拱辰，乃获从容，笑语日亲。一日焚香，请问此事。师则有言，决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远，无所问津。未及一年，师以谤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速证。别其三月，中秋一书，已非手笔，知疾可虞。前日僧来，为欲往见。我喜作书，曰此良便。书已遣矣，仆夫遄言，同舟之人，告以讣传。我惊使呼，问以何故。于乎痛哉，何夺之遽！恭惟我师，具正遍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窥。挥金办供，泣于灵位。稽首如空，超诸一切！（出处同前）

谦禅师为何许人？朱熹和他是什么关系？二人的交往在朱熹涉猎佛学问题上占有什么位置？这一系列问题，随着对上述佚文及所辑得的道谦佚文的深入研究得到了回答。道谦，俗姓游，建州崇安县（今福建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人。少出家，先后师事名僧克勤、宗杲。绍兴9年归隐里之仙洲山，16年秋，住持开善寺，20年卒。着有《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早在14、5岁时，朱熹就通过父师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人深受道谦的影响。绍兴16年，道谦住持开善寺，朱熹始与之相见，深相契合。此后二人朝夕相处，几达一年之久。道谦离开以后，朱熹仍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前往拜访，直至道谦去世。在道谦的影响下，朱熹一度从泛观佛学发展到全盘否定儒学，打算弃儒从释。甚至18岁举乡贡时，也用佛学去应试。可以说，20岁前后，是朱熹在与传统儒学背道而驰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时期，而这主要来自道谦的影响。朱熹之师李侗在《与罗博文书》中说：“渠（指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指出了朱熹禅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几年后，朱熹师从李侗，经过反思，最终抛弃了佛学。虽然这一时期朱熹学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最终并未“悟入”，但“就里面体认”的治学方法却影响了他一生。通过我们《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朱熹学禅的引路人－道谦生平考》、《道谦生平补考》、《朱熹道谦交往考》、《朱熹宗杲交往考》、《朱熹从道谦学禅补证》等系列论文的研究，在朱熹学禅这一长期知之甚少的重要问题上就取得了突破，可以说至此朱熹早年涉猎佛学的细节基本上清楚了。

又如，人所共知，淳熙2年“鹅湖之会”和淳熙16年“太极之辩”，是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最大的两次学术论争，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今天留给我们的，是“鹅湖之会”上辛辣的嘲讽和“太极之辩”时声色俱厉的唇枪舌战。但《全宋文》所收集的朱熹佚文却使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自鹅湖还家，朱熹立即给陆九渊写信说：“某未闻道学之懿，兹幸获奉余论。所恨匆匆别去，彼此之怀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象山先生年谱》卷中）“太极之辩”后，朱熹不久也自我检讨说：“某春首之书词气粗率，既发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同上，又见《考亭渊源录》卷四）在同时所作的《复某人书》中，朱熹也说：“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同上，又见《宋元通鉴》卷八十九）如果说以上三书还有较多客气成分的话，下面几则佚文，则是严肃地在探讨学术了：“归来臂痛，病中绝学捐书，却觉得身心收管，似有少进处。向来泛滥，真是不济事。”“熹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省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尚复有异同否耳。”（均见《象山先生年谱》卷中）“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朱熹与陆九渊，由本体论上理学和心学的不同，导致了功夫论上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差异。从上面的佚文中可以看出，对陆九渊的意见，朱熹的确作了认真的思考和反省，将过去偏重于道问学的治学门径调整为道问学、尊德性二者并重，从而弥补了旧学说的某些缺陷。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而公开承认“向来泛滥”、“向来支离”、“道问学处多了，践履多不及”，也显示出从善如流的大家风范。这些真相，在以门户之见剪裁取舍过的朱熹文集等文献资料中是很难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