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宋代蜀学称盛一时，文人蔚起，著作繁富，其中尤以文学、史学成就为重。宋高宗以为“蜀人多能文”[①]，王应麟亦有“西蜀史学”[②]之称，以致近人梁启超有“四川夙产文士，学者希焉”[③]的观念，刘咸炘也以为巴蜀学术“大在文史”[④]。如此，学术界对宋代蜀学的研究便多集中于文学和史学领域，对于诸如经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明显地少了许多。而就巴蜀经学而言，因其易学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素有“易学在蜀”之誉，故学者又多偏重于《易》学研究，对于其他经学如《诗经》学等的研究，则又薄弱些[⑤]。然宋代巴蜀《诗经》学的著述并非少数，据笔者初步统计，约有30余部，现存即有苏辙《诗集传》20卷（或作19卷），李石《诗如例》3卷（或作1卷）、《诗补遗》1卷，魏了翁《毛诗要义》20卷，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1卷，而其他散见于宋代蜀人文集中的单篇论说之文亦有15篇之多[⑥]。如此丰富多样的《诗经》学著述，吾人实应加以重视。另一方面，宋代巴蜀《诗经》学作为《诗经》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随着《诗经》宋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宋代学者基于疑古惑经的社会思潮，相对于汉代《诗经》学者注重《诗经》词语的训诂，他们则更注重对《诗经》义理的阐发，将《诗经》宋学的怀疑和创新精神始终贯穿于始终，故此时的《诗》学研究不仅能扬弃先前《诗》学研究之腐气，而且更是开启后世《诗》学研究之新风。《四库全书总目》说：“按先儒学问，大抵淳实谨严，不敢放言高论。宋人学不逮古，而欲以识胜之，遂各以新意说《诗》。”[⑦]皮锡瑞也说宋代乃“经学变古时代”[⑧]。巴蜀《诗经》学者亦是如此，并能倡导先风，如苏辙《诗集传》率先主张废《序》言《诗》，并注重其文学阐释，体现了文学家的疑经解经特色。而魏了翁《毛诗要义》则体现了理学家“诗以吟咏情性为主”的《诗》学主张。这就分别代表了宋代《诗经》学不同流派的解《诗》特色，亦体现了宋代《诗经》学文学化与理学化的特点。因此，本文尝试以现存三苏、魏了翁的《诗》学著述为对象，对宋代巴蜀《诗经》学的概貌作一略述，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代《诗经》学的发展。

二、三苏父子的《诗经》学

苏洵、苏轼、苏辙，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一门三父子，乃北宋文学巨擘，苏氏蜀学创始人，其《诗经》学亦成就一代学风，影响甚巨。苏辙《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史上第一部废《序》言《诗》的全解，也是现存众《诗经》注解中时代仅次于《毛传》、《郑笺》和孔氏《正义》的重要著作。他去取《诗序》，斟酌注疏，商榷旧解，创立新说，对汉学传统的崩溃，宋学风尚的建立，实有力焉。此外，三苏父子文集中各有《诗论》一篇，苏辙又别有《诗说》一篇，倡导人情，怀疑《诗序》，树一时新风。

三苏父子《诗经》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对《诗序》的怀疑和批驳并力求废《序》言《诗》，这以苏辙为代表。苏辙对于《诗序》的辨析及其作者的考证，是与其对《诗序》结构的不同划分相联系的。他并非像先前学者将《诗序》视作一个整体，或仅分《大序》、《小序》两部分来论其作者，而是有他不同的看法。苏辙未将所谓的《大序》视为考证的重点，而是辨析和探讨了各篇诗前的所谓《小序》。他将《小序》分为首句和余句两部分，并对其进行分别论证，认为首句并非子夏作，而是“孔氏之旧”，余句则为“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这种重视各诗篇《诗序》中的第一句以区别于其它部分的作法肇始于唐代的成伯玙。成伯玙在《毛诗指说》中曾说：“《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系其辞也。”[⑨]可见苏辙对于《小序》的处理法有借鉴成伯玙之处，但在具体的论说上，苏辙却有所创新。其云：

孔子之叙《书》也，举其所为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非不能详，以为详之则隘，是以常举其略，以待学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夫唯不详，故学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诗》之叙何其详之甚也！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予窃疑之。子夏尝言《诗》于仲尼，仲尼称之，故后世之为《诗》者附之。要之，岂必子夏为之？其亦出于孔子或弟子之知《诗》者欤？然其诚出于孔氏也，则不若是详矣。孔子删《诗》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按：六篇亡诗在305篇之外，此处语意有误。）《诗》之叙未尝详也。《诗》之亡者，经师不得见矣，虽欲详之而无由，其存者将以解之，故从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说。是以其言时有反覆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东汉《儒林传》曰：“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叙》，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隋《经籍志》曰：“先儒相承，谓《毛诗叙》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古说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诗》言是事也。而尽去其余，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着其失。以为此孔氏之旧也。[⑩]

苏辙这段辨析《诗序》及《诗序》作者的文章，表明了他所持论的理由有三。其一，后世传《诗》者附会《论语·八佾》篇的记载，误认为子夏作《毛诗序》，因此《毛诗序》的作者不必然是子夏。其二，汉时已亡佚的六篇诗，《小序》只存首句，是因毛公未见其诗，故不能续作首句以下的《诗序》，其他则因汉儒的附会而完整。其三，据《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证《毛诗序》为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

苏辙在其《诗说》一文中也提出了如下论断：

《诗序》非诗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盖自国史明变，太师达雅，其所作之意，必相授于作诗之时，况圣人删定之后，凡在孔门居七十子之列，类能言之。而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汉兴，得遗文于战国之余，诸儒相与传授讲说，而作为之《序》，其义必有所授之也。于是训诂传注起焉，相与祖述而为之说，使后之学者释经之旨而不得，即以《序》为证。殊不知《序》之作亦未得诗之旨，此不可不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