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侃《论语义疏》是现存经籍注疏中义疏体代表着，集六朝玄学《论语》注释之大成，在《论语》研究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书流失国外千有余年，有关整理研究相对滞后，流行本存在有不少问题。重新整理皇疏有必要在重新对校旧抄本和旧刊本的基础上，吸收清代及近现代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解决恢复六朝体式等问题。
关键词语:《论语》、皇侃、《论语义疏》、版本、整理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关于《论语》的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它是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论语》的结晶；二是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它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三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它是两宋时期理学家《论语》精义的荟粹；四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清代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之大成。上述四部《论语》注释代表了《论语》研究的四个阶段，同时也代表了四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现代研究《论语》基本资料。虽然也有后来者居上，后出注疏吸收前人注释成就的现象，但就这四部书而言，特征鲜明，风格各异，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难以取此舍彼。
上述四部书都曾风行一时，在现代的景遇却大不相同。何晏《论语集解》依托《十三经注疏》流行，刊本众多；朱熹《论语集注》随《四书章句集注》的不断再版而广泛流行；刘宝楠《论语正义》则被誉《论语》注释中最好的著作而倍受青睐，不断有新版问世。可能是因为长期散轶国外的缘故，皇侃《论语义疏》除在乾隆时期一度引起争议外，长期受人冷落。现今中国大陆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论语集解义疏》，源自《知不足斋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本则是日本根本逊志本的翻版。日本根本逊志本自身有不少的缺点与错误，《知不足斋丛书》本又经过了四库馆臣的窜改与“修正”。公认最好的日本怀德堂刊本也有明显的不足。随着有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需要并且也已经有条件重新整理出版新的皇侃《论语义疏》。
一、《论语义疏》版本源流
据《梁书·儒林传》、《南史·儒林传》，皇侃(487—545)为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少好学，师事贺玚，尽通其业。于《三礼》、《孝经》、《论语》最为精通。为国子助教，听讲者常数百人。撰《礼记义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收藏。尝诏入封光殿，讲《礼记义》，得到了梁武帝(502-549在位)的赞赏，官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国子助教。性至孝，每日诵《孝经》二十遍，以等同于《观世音经》。《论语义》十卷编纂时间当在《礼记义》之后，很可能就是根据其国子学助教期间的讲义整理而成。
皇侃所注《论语》，《梁书》记载为《论语义》。《隋书·经籍志》记载为《论语义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序载“皇侃撰《义疏》行于世”。《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有著录。五代丘光庭《兼明书》卷三论《论语》，共十三条，其中有五条援引了皇侃《义疏》的见解。唐贞观十四年(640)曾下诏，“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沉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①]说明五代、唐时期皇疏还是相当流行的。北宋初年邢昺所撰《论语正义》据说也是依据皇疏删改而成。也就是说，一直到北宋初年，皇疏还被当作是研究《论语》的重要资料来使用。
邢昺《论语正义》成为北宋官定标准教材后，皇疏才开始受到冷落。但宋《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国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乃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仍有著录，说明南宋中期，其书还有流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开始失去记载，此后元、明、清所有文献目录都没有了皇疏的影子。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著录为“未见”。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则明确将其书列入佚书，并试图从《经典释文》及《兼明书》中予以辑录，只找到六条佚文。
皇疏在隋朝时远渡重洋，流传到了日本。日本宽平年间（889-898）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有著录，此后日本各类史籍中不断有关于皇疏的记载。一千二百年间，皇疏在海外以钞本的形式流传下来。据武内义雄《校论语义疏杂识》描述，二十世纪初，日本至少还保存有二十多种皇疏抄本。[②]武内氏所见有十二种，抄写年代早晚不一，以元、明之间的居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宝德本系统，包括宝德本、久原文库本、泊园书院本、桃花斋本、京师大学图书馆本等。宝德本系统的本子受朱注影响明显，多有后人窜入改动的成份；另一个是文明本系统，包括文明九年本、延德本、足利学校本、清熙园本等，没有受到朱注的影响，间有邢疏窜入其中。另外还有一两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本(久原文库另一本、有不为斋本)。无论那种抄本，经文、注文部分都受《集解》本的影响而失去了独立性。而且都是合疏于注，失去了六朝单疏本的原始状态。相对而言，文明本系统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日本宽延三年（乾隆十五年1750），根本逊志在其师荻生徂徕的鼓励下，校订了足利学校所藏抄本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并予以刊行。足利学校本属文明本系统，但年代较晚，是日本大永年间(1521-1527)的抄本。根本逊志刊本最大的贡献在于扩大了皇疏的流传。但也有两大缺陷，一是根据明代邢疏刊本格式重排了皇疏经、注、疏的体式；二是在校订时师心自用，时有以邢疏或《经典释文》更改经注、随意删除疏文的现象。
根本逊志刻本木板曾几度印刷。初刻本为十册，其扉页背面有“武夷先生校正，不许翻刻，千里必究。论语集解义疏，大观堂、仙鹤堂、大保堂、玉海堂刻梓”。底页记“根本八右门校正，宽延三庚午六月，东都书肆伏见屋善六、山城屋茂左卫门、奥村喜兵卫、藤木久市梓行”。还有一种十册本，底页内容基本一样，只是“山城屋茂左卫门”变成了“前川六左卫门”。还有一种五册本，有宽政七年（1795）春三月增刻时补入的乾隆五十三（1788）年卢文弨序，底页“书林”（书店）之名也不断有所变更。[③]
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书考异》作者翟灏与好友杭世骏共访杭州有名的藏书家汪启淑，在汪氏那里见到了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才知道皇侃《论语义疏》在日本还有传本，“相与东望叹息”。这是清朝学界最早得知皇疏的信息[④]。而此时距根本逊志本《论语义疏》的出版已经十年有余。余萧客等此时正在从事《古经解钩沉》，到处寻找皇疏遗留在世的片言支语。
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林汪鹏航海至日本，购得《论语义疏》而还。次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谕天下遍访遗书，准备编纂《四库全书》。浙江省也设立了遗书局，布政使王亶望亲为总裁，锐意收集遗书。汪鹏趁机将新得的珍本《论语义疏》献给了遗书局。王亶望得之大喜过望，急忙将此书进呈四库馆。被收入四库的《论语义疏》同其他的经、史、子、集四库书籍一样，前后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于北四阁和南三阁。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依据文渊阁本校刻有武英殿刻本传世。馆臣在抄写刻印皇疏时，板式基本依照根本逊志本，只是对一些日式标点和假名予以省略，同时为避清朝忌讳，还故意改动了一些句子。如下文所述《八佾篇》“夷狄之有君”章疏就是。
王亶望在将日本原刻本《义疏》进献四库馆的同时，也为自己以巾箱本的形式翻刻了一部，请鲍廷博予以校正，后遂刊行于世。翻刻完成的确切年代不得而知，推测当在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板式仿照根本逊志本，只是省略了原书中的日式标点和假名。《八佾篇》“夷狄之有君”章疏文也是按原样刻录，没有改易。卷首刻有义疏叙、集解叙，每卷首三行署名：“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临汾王亶望重刊(日本原本此处为:日本根本逊校正)”。民国十五年上海古书流通处景印本与后来的《丛书集成初编》本，都基本上采用来王亶望刻本(或称知不足斋初刻本)，大体保留了根本逊志本原貌。
乾隆四十七年(1782)，王亶望因贪污获罪自尽，《义疏》木板归鲍廷博所有。鲍氏用此木板再次印刷，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七集之中。再版时从卷首削去了王亶望的名字，将原本三行字的地方重刻“魏何晏集解”与“梁皇侃义疏”两行。《八佾篇》疏文也依照《四库全书》本重新作了修改。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请好友卢文弨写了序言。此后，知不足斋刊本一直到道光年间多次再版、影印，先后有《古经解汇函》本（粤东书局本、蜚英馆石印本、湘南书局本）、《四书古注群义汇解》本（珍艺书局排印本、同文书局石印本、同文升记书局排印本）等分枝系统，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
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武内义雄校订怀德堂刊本问世。其所据底本为日本旧抄本中年代最早的文明本，同时参校了武内氏所能见到的十多中抄本、刊本。订正了根本逊志本的错误，是现有刊本中最好的版本。但正如武内氏在《校勘记》所言，该书没有参考吴骞、桂文粲等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板式格式复旧上也有想当然之处。
二十世纪初还出现了一部神奇的皇疏抄本，那就是敦煌唐写本《论语疏》。敦煌唐写本原藏于鸣沙石室，清朝末年被劫以西渡，王重民先生“首获读之”。[⑤]敦煌本《论语疏》存卷一、卷二两卷，卷一之首卷二之尾各残存十余行。卷二之首题“论语疏第二”，而不着撰人姓名。有《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敦煌宝藏》、《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等影印本。王重民先生认为其格式正是六朝义疏之旧。而李方先生则认为敦煌抄本删节过多，充其量只不过是皇疏讲经提纲。但无论如何它是现存皇疏最早的写本是确定无疑的。
二、清代学者关于皇侃《论语义疏》的研究
由于根本逊志本自身的缺点，皇疏传到中国后一度引起了学者的怀疑。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二指出：“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当南宋时已佚，故朱子未之见。近始与《古文孝经孔传》，并得之日本国中。尝取二书衡量之，则《孔传》赝而皇疏似真也。其中佚文遗事，若管仲夺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长辨雀语、张石虎难夷齐之类，洵足以资多识而广异闻也。且所采旧说数十家，标新领异，非唐以后人所能伪撰。然经文与今本多异，其合于史书征引者，固可择善而从，而流传既久，亦容有彼国人之窜改。如‘子行三军则谁与’，《释文》云：‘与，皇音余’。而今本《义疏》云：‘若行三军，必当与己’。是仍读如字，而不音‘余’也。‘子温而厉’，《释文》云：‘皇本作君子’。今《义疏》本仍作‘子’。吾不能无疑焉。好古之士，当分别观之，而不徒震为异域之秘书，斯可矣”。除个别的学者如江藩、丁晏、郑献甫等坚决予以排斥，认为是日本人伪造外，清代学者大多是在这种半信半疑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对皇疏的研究的。翟灏《四书考异》、卢文弨《经典释文考异》、陈鳣《论语古训》、武亿《群经义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都是在参考了《论语义疏》的基础上写成的。
陈澧所著《东塾读书记》卷二《论语》条，多处引用《义疏》，并加以评论。有称赞皇疏最为精确之处；有指责《皇疏》迂腐不通之处；有关于皇侃深于礼学而《义疏》却略于礼制的困惑；结论为“今世所传皇疏未必皆真”。[⑥]据说陈澧批校本《皇疏》尚存中山大学图书馆，有眉批三十多处，或评断疏义，或校对文字，结论多公允，对我们重新校勘皇疏当仍有参考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1781），吴骞以知不足斋本《皇疏》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相校勘，参考师友之间的议论，在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撰成《皇氏论语义疏参订》十卷。前有序及例言，论述涉及唐宋以前经籍多有别本、《皇疏》避讳、经文不同之处、分章不同之处、皇音之有无等问题，正文则就经文、注文、疏文分别予以校订，兼及注释、考证。其中经注部分多以《释文》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校对，可参考之处不多。疏文则无所参照，依靠理校为主，是该书最具特色之处。所引考证有朱型家、卢文弨、胡景栻、陈鳣等诸家，以朱家型、卢文弨最多。考订极为精细，是研究《义疏》最好的参考资料。《参订》没有正式刊本，只有稿本流传，上有周志祖、周耕崖按语。据高桥均《论语义疏参订校勘记》，吴骞《义疏参订》有两种传本，一是藤冢邻借抄伦哲如藏本，出自民国年间职业抄手，字迹清晰，但校勘不精；一为仓石武四郎据孙人和藏本誊抄油印，为初稿本，多留修改痕迹。《续修四库全书》本是据日本东京大学藏藤冢邻抄本影印。
《汉魏遗书抄》王谟辑、涂象渊校《论语义疏》一卷，其实不是辑本，也是一篇研究性著作。前附自序言“谟按朱氏《经义考》于此书亦云未见，而近时乃有刻本。乾隆辛亥，予署南昌学事，有同学喻君出示此书，前未有序，亦不载刻书人姓名，不知其所自得也。予考陆氏《释文》引皇本章句，间有不同。因取是书校勘其章句，增减与鲁、古论本固多不同，而体亦近今。如说之为悦、知之为智、道之为导、孙之为逊。此则皇本流俗所失，亭林所谓久变于魏晋以下之附录也。因为抄出，其字句不同者凡一百八十三条”。乾隆辛亥，当为乾隆五十九年(1791)。据所收录皇侃序中“于何集无妨者”，“妨”误为“好”，可以断定为根本逊志本系统，很可能也是知不足斋本。所考内容主要为经注与传统本子的异同。
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至广州就任两广总督，锐意刷新文教。道光四年（1824）修建学海堂，讨论学术，皇疏考证为其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咸丰九年（1859），《学海堂》三集二十四卷刻成，卷十三“皇侃《论语义疏》跋”，收录有邹伯奇、桂文粲、章凤翰、潘继李等四人的论文。邹伯奇有《义疏跋》两篇，其中一篇论说《义疏》在朱子时尚未失传，朱子作《集注》时曾有所参考，并列举了几条证据。另一篇惋惜皇侃《孝经义疏》不如《论语义疏》幸运，早已失传。又论说《论语义疏》内原有音释，今本缺之，并非《义疏》之外别有《论语音》。
桂文粲《义疏跋》主要是论述皇侃解释的错误。其所列问题有“学而不固”、“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居不容”、“孺悲欲见孔子”等。此外尚着有《论语皇疏考证》十卷(广东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庚辰丛书》本、《无求备斋论语集成》本)，大概是在《义疏跋》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内容也是比较注文、疏文的优劣，所讨论也主要是传统《论语》研究的疑难问题，如“管氏三归”、“束修”等。前有道光二十五年自序，《庚辰丛书》本后有民国二十九年王大隆跋。据王氏跋文，吴承仕“亦据日本所传旧抄十余种详为比勘，成校理若干卷”。吴氏有关论文下落不明，有待查访。
章凤翰《皇疏跋》主要是论述《义疏》与唐代注疏的不同。潘继李《皇疏跋》主要说皇氏过于注重首尾相联之义，解释篇目次序多有穿凿。
此外，广东学者在《皇疏》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桂坫《晋砖宋瓦室类稿》卷四收有《皇氏论语义疏真伪考》，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由后人增改、似伪改实真作、形似伪改实为脱误、本文不误但刊文应当订正等四个方面予以考察，最后总结说:“至皇氏此书，经文之异，与诸书征引合者，多足以补正今本；采录之说，与汉魏旧解殊者，多足以发明经义，则《论语》大意微言，濑此以存者，正自不多。至于增改伪文，更加厘正，以传来学，则序所谓泯焉可知者，亦何难昭然复明哉”。
祁永膺《勉勉锄室类稿》(成书于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刻于甘肃陇西)卷四收有《皇氏论语义疏真伪考》一文，是相关研究中最长的论文。文中说：“今考其书，引汉晋六朝经师之说，不下数十家，标新领异，不惟可以考先哲遗文，亦可以广后人闻见，决非唐以后之儒所能依托者也。忆其文义，多经日本人所羼乱，是以美恶杂糅，瑕瑜互见，读者不可以不考其真伪焉”。文中首先列举了《义疏》精到之处。其次列举了《义疏》中所见古佚文遗事。然后根据皇疏疏文内容，逆推经文、注文作伪或窜改处。
傅维森《缺斋遗稿》(民国十一年刊)卷一收《皇氏论语义疏真伪考》一文。主要内容是对比考察了皇疏与邢疏的异同。首先辨别其真伪、然后列举邢疏有明言引皇疏而与皇疏异者、暗引皇疏而义不相通者、皇、邢二疏立说迥异者等，逐一辨析。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清代学者所据以讨论的底本都是知不足斋本。傅维森似乎已经听说日本足利本与知不足斋本体例不同。光绪年间书志学家杨守敬在日本亲眼目睹了好几种《义疏》抄本，并选择川越新井政毅所藏宝德本，影印了其中的两页，收录在《留真谱初编》第二予以发表，时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此中国学者才得以睹日本旧抄本之真面目。杨守敬跋文指出：“《论语皇侃义疏》，为海内逸书真本，无庸拟议。独怪根本逊志所刊义疏，其体式全同闽、监、毛之邢疏本。按合注于疏，始于南宋，今所见十行本邢疏、及元元贞刊本邢疏，皆注文双行，安得皇疏旧本，一同明刊之式，此怀疑未释者。及来此得见古钞本数通，乃知其体式迥异刊本。每章分段，以双行先释经文，提行处皆顶格，注文则别行，低一格，大字居中，（亦有不跳行者，则空数字，疑是抄胥为之）其有所疏者，亦以双行释之，提行处并低一格，具不标起止，足知刊本之妄。且其文字，为根本以他本及邢本校改者，亦失多得少。后有重刊此书者，当据此正之。”
回答学界的期望，大正十二年（1923），日本大阪怀德堂出版了武内义雄校订本。武内氏为此书作有详细的校勘记，并着有《校论语义疏杂识》一文，对《论语义疏》的来历、现存皇疏旧抄本、皇疏之原形、经注之异同、疏文之衍字等作了详细的论述。武内氏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至今为之最为理想的皇疏本子，廓清了不少围绕在皇疏周围的疑团，功不可没。但是否如日本学者所言“皇侃《论语义疏》之真面目至此真相大白，百数年来清儒之疑惑涣然冰消”了呢？似乎言之尚早。但就《论语义疏》版本问题而言依然残留有不少未解之迷，皇疏整理工作尚未成功。
三、《论语义疏》版本研究中尚存的问题
首先是《论语义疏》陈旧版本所造成的混乱依然存在，国内学术界急需一部新的校勘本《论语义疏》。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前后皇侃《论语义疏》重新在中国出现，除少数学者看到过日本原版（根本逊志本）以外，清代大多数学者见到的都是《知不足斋丛书》本或《四库全书》本。而畏于清帝的高压，四库本与武英殿本抄写或覆刻时，对原文有所改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章疏，日本根本逊志本原文为：“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曰：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蛮夷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因害怕触犯清朝忌讳，四库馆员在抄写时擅自改易原文，变成了“此章为下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即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意思与《义疏》原文完全相反。后知不足斋本也仿效四库本予以改刻，以致谬种流传，祸患无穷。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五该章注下引“唐以前古注”收录了改易后的疏文，又从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中看到释惠琳的解释。不知所自出，大为不解。按云“此条据《论语集注旁证》，谓引出皇疏，而皇疏实无其文。玉函山房辑本亦无之·····此条用意新颖，难于割爱，容再续考。”可见程树德所据为修改本，马国翰所据也不是原文本，所辑孙绰《论语集解》、释惠琳《论语琳公说》也遗漏了这两条。
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荟集多种有代表性的注释版本，《论语义疏》则是采用了《古经解汇函》本。《古经解汇函》本其实是根据知不足斋通行本刊刻的，《八佾篇》疏文自然是改动后的样子，难以称得上是善本。孙钦善先生在前言中说，皇疏“在日本一直流传不废，康熙九年(1670)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此书”，显然是沿袭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旧说。其实，日本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明确指出，《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成书于日本享保十五年（庚戌），相当于雍正八年(庚戌1730)。《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误推算了一个甲子，错当成了康熙九年(庚戌)。足见学界对皇疏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水平上。[⑦]
李方先生《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一文，是关于皇疏研究的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⑧]。文章考证详细，论述充分，基本上推翻了王重民先生所说敦煌写本是皇疏原本的定论。文中说“笔者比较了知不足斋本与武内义雄本《学而》至《里仁》四篇，发现内容大体一致，不同之处仅属校勘问题”。因此李方先生在随后的引文仍然使用了知不足斋本，如引皇疏叙曰：“十三家为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好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这里便出现了所谓的校勘问题。“于何集无好者”，语义明显不通。其实，清吴骞《皇氏论语义疏参订》在没有见到日本抄本原文的情况下，已经根据《中兴馆阁书目》校定此“好”当为“妨”之误。此后，武内义雄对证了十多种早期抄本后，印证了吴骞这一推断的正确，可以断定是根本逊志本在刊刻时将“妨”误刻成了“好”。[⑨]
至于知不足斋本与怀德堂本的差异，本人对读了根本逊志本(包括知不足斋本)与怀德堂本(即武内义雄本)序文部分，得出的结论与李方先生略有出入。单就何晏叙而言，除文字校勘问题以外，根本逊志本还存在大段删削疏文的现象。如足利学校本疏文中有“一曰”、“又曰”等内容，不知何故，根本逊志本竟全数予以删除，粗略统计也在千字以上，内容涉及古代官制、《论语》的成书以及传、注的定义等，不乏重要史料。只是短短的一篇何晏叙文中的疏文，竟被删去如此之多，不能不让人吃惊。
大正十二年(1923)日本怀德堂本的问世标志着皇疏校勘整理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怀德堂本仍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日本学者藤冢邻先生在《论语总说》中所言:“武内《校刊记》是由对校多种珍贵抄本而成，非常精确。但与吴骞、桂文粲等中国学者的考证相比较，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学术界期待着能有一部综合各种研究成果的、更好的《论语义疏》定本的出现。”[⑩]
其次是关于皇疏六朝体式的问题。皇疏整理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其六朝体式问题。日本旧抄本是注疏合一，经文、注文用大字，疏文用双行小字，已非六朝之旧。根本逊志以明刊邢疏格式整理皇疏已被否定。那么，皇疏体式原形究竟如何呢？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杨守敬以为皇疏原形大同于《五经正义》之单疏本。标举经注之起止、而置疏文于其下。标举之字与疏文同大，均用单行字写之。武内义雄氏则认为皇疏旧式大同于《礼记子本疏义》格式，载经注全文而加疏文于其间。经与注、疏以同大之文字，单行写之，区别为前后空一格。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则认为敦煌唐抄本应该就是皇疏单疏本原形，“经文之下仅录注文首句，而以云云二概之。然后以‘此明’二字总释全章大义，次疏经文，或解注语。疏经文者，则录经文之句，而以者字终之，如九经正义例。解注语者，或冠注字或否，然每一事均隔一字写，以明断限。皇氏原书当如是也”。[?]皇疏旧貌究竟如何，还有进一步研究的需要。
第三，是关于皇疏有无音释的问题。《经典释文》中引有“皇音”，不见于今本皇疏。皇疏原本中有无音释成了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之一。清翟灏认为皇侃另有专着《论语音》。余萧客也认为皇侃有音释之作。邹伯奇认为《隋志》不单著录皇疏音，正是因为皇疏内已经有音释。吴骞《皇氏论语义疏参订》例言中说：“陆氏释文论语音中间有引皇作某，与今本不尽合者。知当时要非一本，并有引皇音者，而今本未尝有音。按日本原书句读及四声皆有小墨圈以便学者，新刻本偶未之及。续当访求，别为皇氏音读附后。”眉批中周耕崖的按语则说“今刻本于为同姓为字独有小墨圈，盖仍日本原书之旧也。《释文》所云皇音者即因义疏之说而定其音，非别有论语音释”。吴骞接着又加按语说：“余氏《钩沉》亦列皇论语音”。说明争论相当激烈。武内义雄氏否认皇疏中有音释，认为是《释文》传本有误。我们基本倾向皇疏中没有音释的见解。吴骞等大概是将日本训读标点当成了四声注音。但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要更细致的查证工作。
第四是关于皇疏书名问题。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按：“《简明目录》作‘《论语集解义疏》十卷、魏何晏等注，梁皇侃疏。自南宋后，其书久佚，此本得于东洋市舶。’考日本宽延三年刻本(武汉图书馆藏、清周广业校并识)、清乾隆五十二年内府刻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苏州市文管会藏本有清王芑孙批校并跋、又一部有清袁廷梼跋并录钮树玉批校)、清临汾王亶望刻本(中山大学藏本有陈澧批校)等，并题‘论语集解义疏’十卷，文溯阁库书《提要》同。盖集解者何晏，义疏者皇侃，《总目》改题“论语义疏”跟库本不相应，亦与原书不符。又，《简明目录》，四库底本为日本宽延三年原刊本(每页十八行，行二十字)。遍检《四库采进书目》无是书，《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亦未见著录，《总目》注‘浙江巡抚采进本’，误。”[?]这段文字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书名问题，二是四库自何处采进问题。书名问题据笔者所见，古籍书目著录以及唐抄本、日本旧抄本都是《论语疏》或《论语义疏》，说明早期皇疏是单疏本。《论语集解义疏》之名似乎是从根本逊志本才开始有(但合疏于注，并非始于根本本)，知不足斋本延用。古经解汇函本及日本元治甲子补刻本封面题《论语义疏》，书内则标为“论语集解义疏”，两名混用，大概是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后世著录混乱，如《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贪多务广，甚至将《集解》与《义疏》混在一起。[?]日本怀德堂本使用《论语义疏》命名，可能是沿抄本之旧。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其单疏本之原貌，从内容来看，称之为《论语集解义疏》或者更贴切。四库采进本是汪鹏所献还是由鲍廷博所献？何时所献？关系到四库本皇疏文字改动的年代与责任问题，但现在还依然是个谜。
最后是关于皇疏与朱注的关系问题。清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二说“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当南宋时已佚，故朱子亦未见之。”陈澧《东塾读书记》认为《论语》“子曰由知之者鲜矣”条下，何晏载王肃说，皇侃不从，且皇说比王说为胜。朱注取王说而不从皇疏。说明朱子没有见到皇疏。邹伯奇《义疏跋》则找出朱注与皇疏合者十条，再根据朱子友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中就著录有皇疏，断定朱熹在作《论语集注》时参考了皇疏。王重民先生则指责“某氏所举皇疏与朱注合者，则又或为日人所羼入之朱注。”武内义雄先生《论语义疏校勘记》似乎倾向“朱子亦或见之”，并引朱子《论语要义》序“邢昺等取皇侃疏约而修之，以为《正义》”为证。[?]
日本学者大田锦城《九经谈》卷五论述说:“晦庵先生解论语，与古注异者多出皇侃义疏。解传不习乎乃袁弘说；色难，颜延之说；吾与汝弗如也，秦道宾说；自牖执其手，皇侃说；诔曰，亦皇说；吾知免夫，亦皇说；不至于谷，孙绰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季彪说；何其多能，栾肇说；其后之何有于我哉，亦皇说；不时不食，江熙说；割不正不食，亦皇说；片言听讼，皇侃一说；不可以作巫医，卫瓘说；善人是富，亦皇侃一说。此之类极多。”藤冢邻《论语总论》评论说“以上所举各例，孙绰说亦见于《释文》，不见得是直接引自《义疏》。其余各条，既不见于《释文》，又不见于邢昺《正义》，不知朱子从何处转引。全是偶然暗合似乎也不可能”。并补充大田锦城尚未列举的，如《为政》篇“曾是以为孝乎”的曾字，解作“曾，犹尝也”，也是皇侃的见解；《八佾》篇“忍”字，解为“或曰忍，容忍也”，也是皇侃见解；《公冶长》篇“一者数之始，十者数之终”，是来自皇侃所引张封溪说等。尽管如此，藤冢邻先生最后表示“还是很难同意邹伯奇的意见，依然认为朱熹没有见过《义疏》。但又不能否认《集注》中又确实引有不少《义疏》的见解，只好采用锦田所说‘北宋人取以为己所见’来调节。但具体是出自北宋某人的著作，则难以逐一考证。”皇疏与朱注的关系依然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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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兢《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②]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P69—98
[③]藤冢邻《论语总论》东京弘文堂1959年版Ｐ177-182
[④]见《四书考异》“总考”
[⑤]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
[⑥]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⑦]徐望驾《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版本研究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2期也有同样的表述。
[⑧]李方《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8年第2期
[⑨]附带说明，这一误字可以当作根本逊志本系统的一个标志，当然也为四库本、知不足斋本、古经解汇函本、丛书集成本等原样抄取，以致李方先生在引用时也未能留意。
[⑩]藤冢邻《论语总说》东京弘文堂1959年版P218-219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P225—226
[?]邵懿行撰 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武内义雄《论语义疏校勘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273165
（《恒道》第3辑 2005年3月 吉林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