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辉井络，地雄巴蜀；

山川秀毓，西南美焕。

──萧公权〈国立四川大学校歌〉

四川大学是坐落在祖国大西南的一所高等学府，是植根于古老巴蜀大地，熔铸儒学精神、巴蜀文化与近代西学于一炉的产物。近代“蜀学”曾被学人视为晚清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1]，四川大学又是近代“蜀学”的策源地和学术中心，研究四川大学学术史，对研究“蜀学”消长之迹，特别是探讨近代中国学术之重心形成，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即欲对四川大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历史，作一回顾和探讨，以就正于博雅方家。

四川大学作为一所现代新型高校，迄今只有112年历史；但是作为具有丰厚文化底蕴、悠久办学历史的巴蜀第一学府，四川大学的文脉和学运\，又可以追溯至清康熙年间所建锦\江书院（1704－1903）、光绪年间所建尊经书院（1875－1902）和晚清民国兴办的存古学堂（“国专”）。如果要追述其儒学教育、经学研究的传统，其远源更须从西汉时期文翁石室（约前143年）讲起。盖因1902、1903年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与中西学堂合并，组建四川通省学堂（后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四川大学前身；而锦\江书院又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文翁石室原址上重建，以传承文翁教泽、振起巴蜀学术为己任的地方学府。因此，锦\江书院者，清代之“石室”也；文翁石室者，“川大”之前世也；而“川大”者，则又石室、锦\江之现世也。兹欲述“川大”传经、弘儒之历史，自然不能舍文翁石室、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于不顾也！故本文所述四川大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实兼其前世、近世与现世而言。

一、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播德馨：“石室”时期

“文翁石室”为西汉景帝末年（约前143）蜀守文翁所创。历汉、唐、宋、元、明，相沿而不改，一直是蜀郡（或成都府、四川省城）的最高学府，为“蜀学”人才培养摇篮。“石室”历时1800余年从未间断，直到明末战乱，学校才被焚毁。在近两千年办学历程中，“文翁石室”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蜀学人士也为弘扬儒学、研究经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历考其事，盖有四端：

一曰推行“儒化”，移风易俗。文翁为庐江（今属安徽）人，景帝末为蜀郡太守，当时“承秦之后，学校夷陵”，蜀中风俗犹“有蛮夷风”。文翁乃起学校于成都市中，遣张叔等18人诣博士，“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从此巴蜀士人欣欣向学，于是“蜀之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2]；《华阳国志．蜀志》甚至称“蜀学比于齐鲁”，“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逐渐形成“蜀学”流派，蜚声于华夏学术之林。杜甫诗：“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苏轼《监试呈诸试官》：“至今天下士，微管几左衽。谓当千载后，石室祠高朕。”都对文翁的儒化教育给予高度评价。

二曰肇开庠序，引领全国。文翁兴学，是古代中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创举，开启了中国地方办教育的新篇章。“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汉书．文翁传》）。于是在中央太学外，各地又形成了“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的教育模式，大大促进了儒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

三曰推行《七经》，扩充经典。秦宓述文翁之事：“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3]常璩亦谓：“（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4]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何为“七经”？全祖望《经史问答》、杭士骏《经解》以“五经”加《论语》、《孝经》。征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知二氏之说可信。“文翁化蜀”用“七经”，于是形成中央用“五经”，蜀郡用“七经”的局面，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兼通五经”（张衡）、“五经无双”（许慎）、“遍习五经”（桓谭），蜀人通群经却称为“精通七经”（杨充）、“学孔子七经”（赵典）矣。

四曰刊刻石碑，形成《十三经》。唐代盛行“五经”和“九经”概念，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后又形成《九经正义》（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周礼》、《仪礼》、《谷梁》、《公羊》），“九经”遂成为儒家经典总称，“开成石经”明明十二部（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却依然称为“石壁九经”[5]。在此背景下，“蜀学”人士又将儒家经典扩大到“十三经”。五代孟蜀毋昭裔、孙逢吉等人组织书刻的“蜀石经”，比“开成石经”多《孟子》，称《石室十三经》[6]，此后，《十三经》成为儒家经典的基本模式[7]。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在文翁石室所在的地方。明任浚谓：“若夫《石室十三经》，始自孟蜀。”[8]清沈廷芳《经解》：“‘五经’始汉武帝，‘七经’始汉文翁，‘九经’始唐郑覃，‘十一经’始唐刘孝孙，‘十三经’始蜀母昭裔、孙逢吉诸人云云。”[9]正此之谓也。

文翁创建“石室”，引进“七经”教育，使儒学教育从中央太学下及于郡县庠序，也使儒家经典从“五经”扩大到“七经”。而在文翁石室刻竣并陈列的《石室十三经》，又使儒家经典从“九经”扩大到《十三经》，从而促成了儒家经典范式的最终形成。文翁石室的办学经历和经学推广，不仅对巴蜀地区有易风移俗的作用，而且对儒家经典体系也具有开风气、成典范的巨大功能，这也许就是“文翁石室”这所千年学府对于儒学的重要贡献吧？

裴铏〈题石室〉：“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毡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祗愿到沧溟。”文翁开创的地方教育事业，开启了后世蜀人推崇“儒化”、比肩齐鲁的志向，也树立了历代蜀学祖述和继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