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杨新着《汉唐巴蜀易学研究》一书，已由巴蜀书社于2007年8月出版。全书洋洋34万字，分绪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绪论为“巴蜀易学概说”，分别对巴蜀易学的发展历程、特征和渊源三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探索。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西汉时期的巴蜀易学、第二章东汉三国时期的巴蜀易学、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易学、第四章隋唐时期的巴蜀易学、第五章五代前后蜀时期的巴蜀易学。在这五章中，金生杨对汉代到五代时期的巴蜀易学作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书末附录部分为汉唐巴蜀易学人物著述表，将汉唐可考的易学人物及其著述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汉唐巴蜀易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蔡方鹿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汉唐巴蜀易学研究》一书的出版，必将为巴蜀易学、巴蜀经学的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及思想借鉴和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这也是巴蜀学术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概括地说来，其主要的成果与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唐巴蜀易学研究》是第一部区域性的断代专经文献研究著作，在经学史和学术史研究领域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据笔者所知，断代专经文献研究尚多有之，如台湾高怀民先生的《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宋元明易学史》，大陆王铁先生的《宋代易学》等，但均非区域性的专经研究。金生杨的易学研究立足巴蜀，并将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人物和著述放到巴蜀学术、中国学术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既体现了巴蜀易学的地域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区域性的巴蜀易学在巴蜀学术、全国学术中的地位，以及对巴蜀学术、全国学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汉唐巴蜀易学研究》首开区域性专经研究的先例，值得经学史研究者的重视和推广。

第二，研究力求完整与全面。金生杨将两汉至五代时期的巴蜀易学人物和著述纳入考察的视野，其中既有正统儒家，如赵宾、何武、任安、景鸾、蜀才、何妥、李鼎祚、蒲干贯等人物，也有流于术数的扬雄、折像、杨由、赵蕤、袁天纲等人物，还有对佛教如宗密、道教如彭晓等人物的考察，甚至还有对诸葛亮、陈子昂等重要政治、文学性人物的易学贡献所作的分析。正是如此全面的介绍，使读者可以对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有全景式的深入把握。

第三，推陈出新，创见迭出。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以前，已有不少学人对巴蜀易学的某些情况作过讨论，除了古人对汉唐巴蜀易学有所论述外，当代学者也多有涉入此途者，如谢无量《蜀易系传》（《四川国学杂志》第3号、第5号）、李朝正《巴蜀〈易〉学源流考》（《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5期）、雍书棣《学易在蜀研探》（《中华易学》第15卷第6、7、8、9期）、谭继和、祁和晖《巴蜀易学研究的新探索——〈周易见龙〉序》（《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等已对汉唐巴蜀易学的整体面貌和特点作过一定的分析和探讨。金生杨在前贤时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汉唐巴蜀易学人物、著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创见迭出。如扬雄《太玄经》，自古以来就以文字古奥、文意深晦而难以理解，金生杨迎难而上，在分析《太玄》与《周易》的关系上作了全面的总结提升，在总结《太玄》义例、分析《太玄》的主体思想、探索《太玄》研究史上则富有鲜明的开创性。相信其《太玄》义例及据王涯、司马光等人而提出的《太玄》“贵将进、贱始退”的认识会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

第四，重视文献，考据工夫扎实。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金生杨在研究中十分重视文献，具有扎实的考据工夫。在对每一位易学家的易学思想和易学成就进行探讨之前，金生杨都要对这位易学家的易学著述的成书年代、存佚状况、版本情况等进行详密的考察分析。其中对李鼎祚《周易集解》、赵蕤《关氏易传注》的考论最为详密。在具体分析汉唐巴蜀易学人物、著述成就时，金生杨又往往将其论点建立在扎实的考据工夫之上。如金生杨从《周易集解》的体例、前人的引用情况，以及查考李鼎祚的注语等方面，考订蜀才《周易注》辑本中的十四个“案语”可以看作是蜀才的注释即是典型的一例。除考订文献以外，金生杨还对一些相关史实作了一定的辨析和梳理，如从《太玄》的画符系统及宋人司马光《潜虚》、张行成《翼玄》、蔡沈《洪范皇极内篇》等的符号系统，认定《太玄》的三进位制以1、2、3为论，邵雍易说的二进位制以1、2为论，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定的0、1、2或0、1；从《禅源诸诠集都序》的文本内容证明《十重图》的存在；从《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文本及清人的分析，认定清人所谓的《坎离框廓》等八图乃误会彭晓八环之《明镜之图》而得，并非彭晓本所有；通过对宗密、陈子昂、彭晓等巴蜀学者的易学分析，辨析清代学者对宋代图书易学的巴蜀学渊源的认识等等。

《汉唐巴蜀易学研究》以时代为线索，以易学人物为中心展开论述，对于全面展现巴蜀易学的面貌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和写作模式。笔者认为，如果能将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研究和论述，也许会更加清楚地将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的学派属性展显出来。此外，本书多于汉唐时期的巴蜀易学人物和著述进行纵向论述，而疏于与同时代全国易学作横向的比较，而以34万字之量论汉唐时期巴蜀易学，虽深入毫末，全面详尽，但未免失之于繁。当然，此书的研究颇具开创性，一二疏漏，谅其创始之难工可也。金生杨于本年五月份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巴蜀易学研究》以专题的形式深入讨论宋代的巴蜀易学已弥补了本书的不足，期待该论文能早日修订出版，也期待着金生杨能继续对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巴蜀易学作深入研究，形成通史性的“巴蜀易学研究”，以飨学人。

*（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