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先生大鉴：

郭师齐勇先生转来你的《儒家的价值与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一函，由于郭先生教学科研繁忙，故嘱我代为答复。在此，我也代郭先生不能亲自答复向你表示歉意。

你在来函中谈到，当你读到《历史不忍细读》中所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郭先生所推崇的儒家价值观念，但你又相信“理性传统下的西方现代文明至少不至于这样”，因此，你的理性告诉你自己：“面对这样触目惊心的历史，任何一个人，都会反思我们的民族的文化特性，以求一个心安。”虽然你说“并非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你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清楚的，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什么人会有如此之多的触目惊心的大屠杀。这诚乃一大问题，要彻底解答此问题几本书也说不清，我想对你的疑问简答如下。

你在来函中隐约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屠杀与儒家价值观念有某种关联。对此，我想首先强调的是，儒家非常尊重人（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类的人）的生命。《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对照古希腊哲人把奴隶仅仅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和财产，孔子对养马人生命的关怀就显得十分可贵了。孔子反对以人陪葬的残暴制度，甚至反对以人形的木陶俑来陪葬，痛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孔子反对为政者一概以刑杀来治理民人，《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滥刑滥杀的政治就是“恶政”。《尧曰》论及四种恶政，其中之一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

孟子主性善，倡导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他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反对滥杀无辜，指出“不嗜杀人者”[2]方能得天下。孟子痛斥当时的主战者：“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率土地而食人肉也，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3]善战者，盖兵家之徒；连诸侯者，盖纵横之士；辟草莱、任土地者，盖法家之流；此三者皆为君国的霸权利益，驱民以战，孟子认为三者皆罪不可赦。这些人名为“良臣”，实乃“民贼”：“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4]

鲁国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谏曰：“不教民而战，谓之殃民。”[5]孟子认为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可“保民而王”。梁惠王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向孟子讨教雪耻之方，孟子却劝其行仁政：“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6] 所谓“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这是孟子说辞，非孟子本义，如上所言，一般而言，孟子反对战争。不过梁惠王终究没有听从孟子劝告，还是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于是孟子不再循循善诱地劝导，而是径直斥其为不仁：“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7]仁者爱人，仁归根结底就是对生命的关怀，糜烂其民，就是至不仁。战争直接剥夺了大量黎民百姓的生命，君主的行政也间接与黎民百姓的生存息息相关。孟子认为以政杀人无异于以刃杀人，“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8]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9]荀子亦有几乎雷同的说法：《儒效》云：“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王霸》再云：“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罗尔斯在其扛鼎之作《正义论》开篇即点明其理念：“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10]可以说，孟、荀此论实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正义的优先性原则；不同的是，生活在当今美国的罗尔斯强调了自由的不可剥夺性和优先性，而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则强调了生命的不可剥夺性和优先性。这在两千年多年前，不啻空谷足音。

你在来函中谈到曾阅读过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所以，我假设你能充分理解以上所引儒家之言的涵义。《历史不忍细读》也列举了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战争及其屠杀，前文所引孟子之言足证孟夫子强烈反对这些战争。实际上，先秦诸子中，法家（商鞅最为典型）最为鼓励或迫使人民“好战”、“嗜战”。比如商鞅变法，实行军功授爵制，把爵位分为二十等，每斩获敌人一馘，即可晋升爵位一级——后世所谓“首级”一词即源于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太史公以孟子与“以攻伐为贤”者相比较，也恰好证明孟子反对战争是多么的“不合适宜”和“孤独”。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和屠杀是受了法家等思想流派的影响（这样似乎可以为儒家开脱）——虽然秦国的统一战争无疑深受商鞅政策的影响。事实上，任何简单的“文化决定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到底是什么促成了那些“杀人盈野”的战争，这绝不是某个文化和思想观念所能造成的，而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现实。当然，也有思想文化观念在大屠杀中起了十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毋宁说在西方历史上则是屡见不鲜，“十字军东征”、“纳粹的种族主义”（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等即属此类。虽然吾国古史有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儒家信奉的确是“和而不同”，这与基督教文化必消灭“异端”而后快确有天然之别。你来函中如此说道：“理性传统下的西方现代文明至少不至于这样（尽管二战也死了很多人，但现代武器不可与冷兵器相比，而且手段没有那么残酷）。”但正是那些自以为握有“理性”和“真理”的族群，在为着所谓“上帝的事业”，“正义”和“真诚”地屠杀着其他“非理性的”和“不义的”“流氓”族群。关于此，可参阅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书作者认为，大屠杀正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我在此并不想贬低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西方文化，只是提示你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以及古代如何如何，现代如何如何——当然，这种基于简单的直线进化论的二分法是国人的普遍心态。至于你说二战虽然死了那么多人，手段却没有那么残忍，对此，我只能相信，你对纳粹和日本鬼子的了解远远不够。而且，正是现代科学技术为现代大屠杀提供了效率极高的“工具”。冷兵器时代的“肉搏”与运用现代科技的大屠杀，到底哪一个更“残忍”！？（敝人认为，凡是杀人都极其残忍，无论其形式如何，这里姑且提出这个问题以供思考。）

我不想也无力对你所提到的那十四次人口大灭杀的战争一一评论，以便解释它们与儒家价值观并无必然联系，甚至与所谓民族文化的特性也无必然联系。不过，如果你“细读”西方历史，也会找到不止十四次的人口大灭杀的战争。在此，我也不想旁搜远绍这些战争和数字。现代网络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你完全可以去“百度”，去“搜狐”。

如果你反复研读《四书》的话（不要所谓的“细读”，要用心的体知），我相信，你的疑惑终将烟消云散。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我也相信你终将会赞同我的一个极深的“成见”，即，在迄今为止的所有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中，儒学是最有利于构建世界和平的精神资源。

时间不允许，想到那说到那，匆匆答复如上。由于敝人知识有限，且“成见”极深，以上所论恐不能解史君之疑惑，则请史君海涵。

即颂，秋安！

郭门小子：陈乔见拜上

2008，10，26晚

附某君致郭齐勇先生函及郭先生嘱余答复某君函。

在2008-10-26 20:47:31，"qiyong guo" < 此删邮址>写道：

乔见兄：请您回答这位校友。客气一点。谢谢您。祝好！

郭齐勇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stock_kkk < 此删邮址>

Date: 2008-10-25 21:36

Subject:儒家的价值与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

To:（此删邮址）

郭老师尊鉴：

晚生曾在武大听过您的讲座，也读过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看到下面这篇文章的第一时间，就想到您所推崇的儒家价值观念。当然，这段"不忍细看"的历史是否与儒家，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有正相关性尚待商榷，理性传统下的西方现代文明至少不至于这样（尽管二战也死了很多人，但现代武器不可与冷兵器相比，而且手段没有那么残酷）。

晚生毕业于商学院经济学基地班，不算哲学的专业人士，在此也并非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面对这样触目惊心的历史，任何一个人，都会反思我们的民族的文化特性，以求一个心安。是故恳请郭老师于白忙之中做一答复。谢谢。

肃此，敬颂

教安。

晚生xxx拜叩

[1]《孟子·梁惠王上》。

[2]《孟子．梁惠王上》。

[3] 《孟子·离娄上》。

[4]《孟子·告子下》。

[5]《孟子·告子下》。

[6]《孟子·梁惠王上》。

[7]《孟子·尽心下》。

[8]《孟子·梁惠王上》。

[9]《孟子·公孙丑上》。

[10]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