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之举，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消极影响最大的文化毁灭事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事说：“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次焚书，对诸侯国史、儒家典籍，都造成了重大损失。司马迁又说，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六艺》即《六经》，《六经》因秦焚书而“缺”矣。那么，《六经》到底“缺”什么呢？一以为“书缺其篇”，或以为“经缺其书”。“书缺其篇”者，如百篇《尚书》仅传二十九篇之类是也；“经缺其书”者，则莫如《乐经》亡佚为大。
班固说：“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燔书，《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1]沈约也说：“秦代灭学，《乐经》残亡。”[2]但是也有人以为“乐”本无经，不存在亡与不亡的问题；又以为《乐》本附《诗》，因汉人传经，重词不重曲，故《诗》行而《乐》亡。到底《乐经》有无？《乐经》因何而无传？就是值得考察的问题了。本文因闲来读书，对此资料粗有捃摭，现总叙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一、何为《乐经》？
要探讨《乐经》有无其书、存与不存、亡于何时，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乐经》？
古代学人，有以为《乐经》与《五经》一样都是文字性经典。《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说：“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3]有人以为这就是《乐经》，明儒张凤翔“辑述《周礼·大司乐》以下诸官而为之注，末以《小戴礼·乐记篇》附焉”，题曰《乐经集注》二卷[4]；清儒张照引“《乐经》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云云”[5]，即出此《大司乐章》。
汉人基于《乐》本为书的观念，于是纷纷补撰《乐记》或《乐经》。至武帝时，河间献王乃“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此《乐记》由河间内史王定传王禹，王禹在成帝时献其书24卷。《隋志》又谓“常山王、张禹，咸献《乐书》。”刘向校书，另得《乐记》23篇，与王禹所奏不同，据沈约说乃取自《公孙尼子》；而常山王、张禹之书不得其传。
《汉书·王莽传》又载：元始四年“立《乐经》。”《隋志》也有“《乐经》四卷”，而不着撰人。考东汉鲍邺已引“《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6]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又说：“《三礼图》云：旧图引《乐经》云：黄钟磬云云。《周礼·磬氏》疏：案《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与《三礼图》所引同。”据《隋志》“《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则《乐经》在东汉曾广为学人所引。此《乐经》是不是先秦的文献呢？非也。
王充《论衡·超奇》说：“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又《对作》：“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阳成子长，姓阳成，名衡，字子长（又作子张），曾经补《史记》、撰《乐经》，俱佚。王莽所立《乐经》博士和东汉以下诸儒所引《乐经》，乃阳成衡所撰，并非先秦旧籍。
其实，汉儒的这番折腾完全没有必要，《乐经》不可能是文字性说明，因为凡“经”皆旧史文献，经书的说明皆后世师说，如《易经》本止六十四卦，其《十翼》乃后起；《礼》本止十七篇仪文，其《记》乃后世师说；《诗》本只三百五篇，曰传曰说者亦皆后起；《春秋》止二百四十二年大事要录，“三传”（或五传）亦皆后起。
同理，最早的《乐经》也可能止是配于《诗》、演于《礼》的乐谱，即使有说明文字，亦如河间献王、公孙尼子等《乐记》，都为后师所撰，非孔子当时旧文。
孔子自云：“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史记·儒林列传》亦称，孔子“修起《礼》《乐》”，是其实有整理《乐经》的事实，而且《乐经》就是《雅》《颂》，在《诗经》之中。
又《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经》三百五篇皆有曲可以弦歌，而且《韶》《武》《雅》《颂》就是“正《乐》”的标准。班固有“称乐则法《韶》《武》”（《汉书·儒林传序》）之说，《韶》是尧之乐，《武》是周之乐，孔子有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说明孔子所“正”之《乐》即以《韶》《武》为最高准则。
如果有《乐经》的话，亦即《韶》《武》和《诗经》三百篇之曲调等类。《河间献王乐记》：“古之为《乐》也本于《诗》。”（《乐典》引）即是此意。明刘濂《乐经元义》：“余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又说：“惟所谓《诗》者，以辞义寓于声音，附之辞义，读之则为言，歌之则为曲，被之金石弦管则为乐，《三百篇》非《乐经》而何哉？”（《律吕精义·内篇五》引）
朱载堉《乐律全书》也说：“臣尝闻臣父曰：《乐经》者何？《诗经》是也。《书》不云乎：‘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之谓也。迄于衰周，《诗》《乐》互称，尚未歧而为二。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此称《诗》为《乐》也。孟子曰：齐景公‘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称《乐》为《诗》也。秦政坑儒灭学之后，礼乐崩坏。汉初制氏世在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齐、鲁、韩、毛但能言其义，而不知其音。于是《诗》与《乐》始判而为二。魏、晋已降，去古弥远，遂谓《乐经》亡。殊不知《诗》存则《乐》未尝亡也。”（卷一七）即是就此而言的。
二、《乐经》的流传
夷考载籍，《乐经》尚流传于秦汉之间。
李斯《谏逐客书》：“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史记·李斯列传》）
《桑间》《昭》《虞》《武》《象》皆乐名；《索隐》：“昭，一作韶。”是《昭》即《韶》，尧乐；《虞》即舜乐。说明《韶》《武》等乐，在秦朝有所保存和演奏。
《汉书·礼乐志》：“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
何妥说：“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儛。”（《隋书·何妥传》）可见，孔子时的《韶》《武》在秦、汉时仍传，只是改名为《文始》、《五行》而已。
《汉书·成帝纪》匡衡“又言：郊柴飨帝之义，埽而祭，尚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祗。”
《后汉书·孔僖传》：“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李贤注：“黄帝曰《云门》，尧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汤曰《大濩》，周曰《大武》。”“六代之乐”即黄帝、尧、舜、禹、汤、周之乐。其间容或有夸大之辞（何焯曰：“按《前书》秦时惟余《韶》《武》，安得经新莽之乱，尚备此乐？云六代者，史仍一时之夸饰也。”），但是成帝时尚有《韶》《武》是可以肯定的。
正由于旧乐尚存，故汉代还可以举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史记·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蒙，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蒙。”又《儒林列传》：“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举行大射礼、乡饮酒礼，是必须演奏音乐的，按《仪礼·乡饮酒仪》：“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蕈》《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云云。又《大射仪》：“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闲若一”云云。
以上所举篇题，除个别系“佚诗”、“笙诗”外，其他都同是今传《诗经》的篇目，说明《诗经》有曲可奏可歌，亦说明迟至汉世《诗经》都还有曲调以供演奏。如果准《史记》孔子“修起《礼》《乐》”，使“《雅》《颂》各得其所”的用例，这些工歌、笙歌、间歌的内容，无疑就是当年孔子所“修起”的内容（即《乐经》）了，可见它们在汉代仍然保存并演奏着，并未因秦焚而亡佚。
《汉书·王褒传》又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皇帝于是“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鹿鸣》之乐至汉宣帝时犹存，还被用来配王褒的歌词演唱。王应麟还说：“《晋志》：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7]《鹿鸣》、《驺虞》、《伐檀》、《文王》皆《诗经》篇名。杜夔字公良，东汉末人。汉灵帝时以知音为雅乐郎。后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后归曹操，掌大乐。时到三国时期，仍然有人传奏《诗经》部分篇目的乐曲。
既然孔子所“修起”的《乐》即《韶》《武》和“《诗》三百”，《韶》《武》传于秦汉，更名《文始》、《五行》；从前孔子“皆弦歌之”的“《诗》三百”，其中部分篇目在汉代还广为诸儒所演奏，当然《乐经》就不可能因秦火而失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