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关键词〕采风 遣使巡行 汉代 儒学 文化传播
汉代是儒学在中国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确定时期。这种地位的确立，除政府的大力提倡以外，儒学化的官员和儒士对地方儒学教育的鼓励和奖掖，对儒风披化也功不可没。然而，儒学价值的社会化，也与中央政府的“遣使巡行”制度密不可分。
一
巡行，《汉书》又作“循行”。周代天子有巡狩之制，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观览风俗，班固《白虎通义》论天子巡狩时曰：“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意即天子要把“道德太平”推广到统治区域的各个角落，而且有必要躬亲为之，以示申张重民之情。这是儒家重要的价值观和弘化社会的重要手段。西汉自武帝始重儒，儒家的思想观念和做法不能不引起武帝的重视，因此，武帝有巡狩名山大川之举。皇帝日理万机，不能使巡行天下成为常制，于是便有皇帝遣使巡行的制度，即以使者持节代表天子巡视地方。
在汉代，巡行或作循行的制度，同周代一样，似乎不仅在中央实行，地方郡国的守相也可派员出行，最初大约只有监察的职责。从《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央遣使巡行始于武帝时[①]。而且自此后，巡行除了存问地方之外，似有教化的功能，即鼓励并推行儒家的精神价值。遍历《汉书》诸纪传，凡遣使巡行的记载，有近30条，兹不缀引，以避史料堆砌。
在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武帝之后，这种行为贯穿了宣、元、成、哀、平五朝，唯昭帝朝缺载。王莽执政时期，还专门增置了“风俗使者”、“风俗大夫”之职，并增派使者巡行不减。从材料中并不能看出巡行的具体区域，一般说“巡行天下”或“巡行郡国”，只一处提到巡行“濒河之郡”，如此，则巡行区域多是在全境，甚至少是汉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可见遣员巡行的分布地区应当是相当广的。而充任使者的人，根据史书所记，则分别有“谒者”、“博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谏大夫”以及“太仆”、“大司徒司直”、“风俗大夫”、“风俗使者”和“五威将帅”（后三者均在王莽时）。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初名郎中令）属官有大夫、郎、谒者。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谒者掌宾赞受事。博士，掌通古今，武帝时初置《五经》博士。司直，秩比两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这些官职大多是皇帝身边的亲近之臣，正因为如此，才可代表皇帝出巡，必要时也可“假节”或“持节”，以宣示皇权的威严。
在主持巡行的人员当中，除了其贴近皇帝之外，我们并不能得出他们或心慕儒学或者都兼具儒士身份，虽然在西汉中期以后，巡行多由谏大夫主持其事。而此谏大夫则与博士兼一样，随时陪侍皇帝，以备顾问应对，因此，其中人士多有儒学的修养，如《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载刘向“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韦玄成“以明经擢为谏大夫”等；西汉诸多名儒如贡禹、王褒、鲍宣、王吉、魏相、夏侯胜、翼奉、韩延寿、萧望之、孔光、龚胜、孔安国、张游卿、后苍、嬴公、桓谭等，也都曾担任此职。而且，博士也有兼任谏大夫者，因此在《汉书》中，谏大夫多与博士连称，如《汉书》卷九《元帝纪》载：“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汉书》卷一○《成帝纪》载：“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汉书》卷七二《王吉传》载：“复征为博士谏大夫”；《汉书》卷七《魏相传》载：“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汉书》卷七五《翼奉传》载：“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载：“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等。博士与谏大夫二者也多并行承担某项具体任务，如《汉书》卷八一《孔光传》所记：“谏大夫持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另《汉书》卷九八《元后传》也记：“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
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巡行地方的主持人员的儒学背景、儒士身份和儒学素养，而在于巡行的目的和内容。考之史籍，其意清晰明辨。汉代巡行，其一为宣示关切民情，《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巡行之举为“存问致赐”、“存问鳏寡废疾”；卷八《宣帝纪》载为“问民所疾苦”；卷九《元帝纪》载为“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卷十《成帝纪》也载为“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二为观览民间社会风俗，卷八《宣帝纪》、卷一二《平帝纪》、卷七六《韩延寿传》、卷九九《王莽传》载巡行为“览观风俗”；卷九《元帝纪》载为“览风俗之化”，“获观教化之流”；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卷六四《终军传》、卷七六《王尊传》、卷七七《盖宽饶传》载为“使行风俗”；卷七四《魏相传》载为“察风俗”；卷八一《孔光传》载为“行风俗”；卷八五《谷永传》载为“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另《汉书》卷一二《平帝纪》载：元始五年，“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 同书卷七二《龚胜传》也曾说，“（王）莽既篡国，遣五威将帅行天下风俗，将帅亲奉羊酒存问胜”；卷九九《王莽传》载：地皇三年，“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其三则为负有察举之责，《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巡行为“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卷八《宣帝纪》载为“举茂材异伦之士”；卷九《元帝纪》载为“延登贤俊，招显侧陋”，“举茂材特立之士”；卷十《成帝纪》载为“举惇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同书卷七四《魏相传》载为“举贤良”。此外，遣员巡行，还有刺察地方吏治之作用，《汉书》卷八《宣帝纪》载巡行为“察吏治得失”；卷七四《魏相传》载为“平冤狱”；卷七六《韩延寿传》载为“考长吏治”；卷七七《盖宽饶传》载其巡行“多所称举贬黜，奉使称意”；卷八一《孔光传》载其“数使录冤狱”。正如前所论，遣员巡行，其制度的来源之一，当是从汉初丞相派出属吏赴各地执行监察任务的派生，如此，则巡行肩负刺察地方、考课官吏之责不难理解；然而，从上述史料所载这些巡行功能中，如果按时间顺序做一个考察，也可辨析出一个趋势，即遣员巡行的目的在不断地向一个方向集中，越往后来，历汉武、昭、宣、元、成、哀、平诸帝以至王莽，巡行的目的越来越集中在观览风俗上。这表明了汉代遣员巡行制度的变迁以及正规化。经莽新一代的制度创置，东汉因之。
因此，在汉代，派遣使者观览风俗是定制。不独前汉，后汉也是如此。东汉中央政府不断派出使者，巡行天下，观览民风，推行教化，以移风易俗。光武之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1]（《后汉书·循吏列传序》，P2457）。”“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1]（《方术列传上·李郃》，P2717）顺帝时，雷义“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1]（《独行列传·雷义》，P2688）。
由以上史料可知，巡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另外还有赈灾济困，勉励生产和访察冤狱失职，督禁苛暴之吏等[②]。然而，观览风俗、宣明德化、访问民情是其核心任务。而遣使巡行，对儒学的传播起了促进的作用。
二
班固在《汉书》卷三○《艺文志》“诗赋家”之末曰：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余英时先生据此指出，汉代之所以想要了解各地的风俗，是为儒家“礼乐教化”以“移民易俗”做准备，《孝经·广要道》载孔子语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即汉代乐府制度的理论根据，“观采风谣”意在推动文化的统一[2]（PP134－135）。正如宣帝时王吉上疏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王吉传》，P3063）遍检史汉，凡涉及风俗者，大多有此意味。
应劭《风俗通义·序》有云：“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汉书》卷二八《地理志》附各地的风俗，“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着于篇”[3]（《地理志下》，P1640）。此为成帝时丞相张禹使朱赣据中央政府档案所藏风俗资料所整理，可见西汉一代，《汉书》屡见记载的遣使以观风俗的政策是实行了的。不仅如此，观览风俗与政治运作紧密相关，是以，西汉儒臣莫不以敦厚风俗为主要政治建策。《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言：
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
文帝时，贾谊即倡言兴办儒家的礼乐制度，以移风易俗。但因贾谊的失势而作。可见在汉初，儒士们为儒学价值在社会上的传播提出建策，然而其时黄老之学在统治阶层的地位仍然牢固，儒学价值还没有相应的社会氛围。到了西汉中期，这一状况就得到了改观。东方朔认为：
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3]（《东方朔传》，P2871）
至于董仲舒、公孙弘等大儒，众所周知，也皆持与东方朔相同的思想和立场。西汉后期，王尊上书说：
丞相衡、御史大夫谭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为职。[3]（《王尊传》，P3231）
另外匡衡也讲：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3]（《匡衡传》，P3335）
事实证明，儒士及儒学化的官员关于移风易俗的建策在西汉武帝以后，是形成了政策的，而儒学化的官员在实际的施政过程中也是勉力而为的。这为儒学的在社会中的加速传播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在西汉儒士看来，儒家的风俗观念还体现了一种政治价值，而观览社会风俗就是一种政治的前提和政治举措。儒家风俗的流传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在民间的延伸，文化价值能否在底层立足并生发，取决于新的风俗的形成。正如《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所说：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呼中和，然后王教成也。
汉代观察风俗之政，除此之外，仍有传统的遗风，据说是来自的上古三王时代的政治传统，即从民间的歌谣和风俗中，发现君上的缺失，也就是从民情的体察中，发现施政的错误，并改正之。因此，《汉书》卷三○《艺文志》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因此，儒士为政，尤其守宰地方，无不重视风俗的改观。敦正儒家的伦理，破除民间习惯的旧俗，树立儒家的价值观。观乎两汉书所记《循吏传》，凡称为“良二千石”的，都是努力推行教化的，《汉书》卷五八《循吏传》序曰：“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良吏“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再到宣帝时，“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为中兴焉”。宣帝下诏褒奖黄霸，说：“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3]（《循吏传·黄霸》，P3631）凡不入《循吏传》而有治名才，教化也是地方守相的主要职责。赵广汉为颍川太守，扫除地方豪族势力，使“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壹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3]（《赵广汉传》，PP3201－3200）。韩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兴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吏民敬畏趋乡之”。他任颍川太守，“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者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娶礼。百姓遵用其教。”[3]（《汉书·韩延寿传》，PP3210－3211）
至后汉以柔道治国，务用安静，《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序曰：“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移谈。”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地方官员以行政推动儒学价值观的行为更为普遍，效果也更加卓著，《循吏列传序》接着说：“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佑、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数量不少，所以班氏自言，“缀集殊闻显迹，以为《循吏篇》”。比如卫飒任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1]（《循吏列传·卫飒》，P2459），秦彭任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乡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1]（《循吏列传·秦彭》，P2467）。仅《后汉书·循吏列传》所载就有10余人。他们秉承儒家“先富而后教”的原则，以儒学的道德价值理念改良当地的旧俗，促进当地文化的儒学化。
另外，考察风俗，也是在不同的文化区域施以不同政治方针的前提工作。这种因地制宜的行政方法，无论如何也是先进的。汉武帝封其子为王，其策书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而有不同，意在规劝施政。《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载：“齐怀王闳与燕王旦、广陵王胥同日立，皆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刘闳立为齐王，按《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齐地“其俗弥侈”，“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因此，武帝告诫之曰：“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国，而害于尔躬。呜呼，保国乂民，可不敬与！”刘旦立为燕王，燕地地接匈奴，处于国家战略前沿，武帝则戒之：“薰鬻氏虐老兽心，以奸巧边甿。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降旗奔师。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刘胥立为广陵王，地处南方，则诏曰：“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强，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呜呼，悉尔心，祗祗兢兢，乃惠乃顺，毋桐好逸，毋迩宵人，惟法惟则！书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后羞。”这就是汉代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以俗施政”，政府实施采风和循行的制度，就是要掌握各地不同的风俗，然后根据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不同的施政方针，用儒学的思想、精神和价值移风易俗，推进“大一统”的政治进程和文化进程。
在东汉时期，政府还把一些将儒学价值体现得较好的敦厚长者，褒扬天下，充作楷模。周党以高志受褒奖[1]（《逸民列传·周党》，P2762）；而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所以“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1]（《卓茂列传》，P871）。此外，另有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1]（《郑均列传》，P946）；刘平“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1]（《刘平列传》，P1297）；江革“‘巨孝’之称，行于天下”[1]（《江革列传》，P1303）；薛包“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1]（《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序》，P1294）；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1]（《循吏列传·王涣》，P2470）；这些人均受到政府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奖励[③]。同时东汉时，屡有对举荐之人，一律“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的事例[1]（《徐稚列传》，P1747）。对不愿应征之人，竟有“使画工图其形状”的做法[1]（《姜肱列传》，P1750），以宣示朝野。汉“以孝治天下”，诸帝皆以“孝”为谥号，对“孝”的价值极为推崇，据刘厚琴估计，有汉一代，“全国性的褒奖孝悌达几十次，至于地方性的则更多”[4]（P84）。正是因为东汉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推行和尊崇，所以，在儒学的氛围下，东汉风俗可谓大化。司马光《稽古录》卷三○云，光武帝“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虽语涉夸张，但儒风所及，人心醇厚，当是部分事实。
综上所述，汉代遣使巡行，采获地方的民风地情，并布施政府所提倡的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在观览地方风俗的基础上，儒学化的或认同儒学的地方官员因俗施政，把儒家的价值观贯彻于地方行政过程之中；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王朝疆域内各个地方的风俗改观。在这个儒学社会化的过程中，使得儒学向底层社会传播、浸润，底层的社会文化不断地被涵化，民间社会逐渐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儒家的价值观越来越普及，渐成其时共同的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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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武帝之前，派员巡行在《汉书》仅有一例，事在文帝时，但属于地方派出；另外，在汉初，宰相可派出丞相史之属到地方，主要职责在监察，似无教化功能。
[②] 见葛志毅《西汉遣使巡行制度及其担负的社会政治功能》（载葛志毅《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322－323页）。葛文较早论述了西汉遣使巡行制度，但是，该文对此项制度的文化意义重视不足，甚至认为它对儒学的传播作用是虚伪的。
[③] 黄宛峰在《刘秀的奖励名节与东汉士风》（见《南都学坛》1989年第1期，第15－21页）一文中，详细叙述了政府的奖励政策对东汉士林风气的敦化作用。这对提高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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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A〕．士与中国文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M〕．济南：齐鲁书社，2002．
（本文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