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极大兴趣读完了景蜀慧教授的《魏晋诗人与政治》。这部书原是八十年代景蜀慧师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时所写的博士论文，缪钺先生史学、文学造诣精深，并特别推崇陈寅恪先生文史结合的治史方法，在缪先生悉心指导下，景蜀慧的这部著作亦具有文史结合之特点，史识、诗心照耀之异彩。
魏晋时期是一乱世，战乱不绝，政治黑暗，钳制严密。魏晋时期今日可知的五十多位诗人，被杀害的就有十九人，最杰出的诗人几乎全非善终。作者指出，魏晋时期诗人往往通过比兴用典的方法创作诗歌，隐微曲折地表现出正史语焉不详的黑暗政治的现实真相，士人面对黑暗政治感愤抗争的真实心态，其诗歌往往具有“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风格特点。用这一类诗文材料认识当时士人之心灵世界，意义 最为不凡，但解读也最为困难，唯有遵从陈先生文史互证的原则方法，对其“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始可“钩沉索隐，发现真相”，真正理解这些诗文作品及其背后之时世人心。
《魏晋诗人与政治》选择了曹植、嵇康、阮籍和陶渊明四位诗人作为研究重点。作者认为，曹、嵇、阮、陶较之潘岳、陆机等人，在诗人中更富于典型意义，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和创作的诗歌，更多地体现了古代士大夫思想和文学的某些传统，最接近现代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道义操守。
作者对魏晋时期历史、文学这些基本特点的把握，我是深心赞同。我更应指出，作者对曹植、嵇康、阮籍、陶渊明的见解，无论是在历史、文学，抑或文史交汇方面，多有真知灼见。
作者论曹植，指出曹魏政权对知识分子是否信用取决 于是否合符两条标准，第一条即政治上是否支持曹氏篡汉，曹植固然不会公然反对曹氏的篡汉，但是，具有如丁廙所说的“天性仁孝，发之自然”品质的曹植，以其诗人式的温厚多感，对汉室抱有同情则是难免的，《三国志·苏则传》所载曹植闻汉禅“发服悲哭”，其中必有一份对汉室故君的眷恋之情。这种感情，是奉申商法术，在政治中只讲你死我活的利害得失关系的操、丕等人所不理解和不乐闻的。作者此论，可谓见微知着。
作者论阮籍，在陈伯君先生研究基础上，据《通鉴》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四月载“帝幸太学，与诸儒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指出阮籍《通易论》当作于此后，其中“阴皆乘阳，阳刚陵替，君臣易位，乱而不已，非中之谓，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等语，虽论卦理，但亦是针 对司马篡逆而发。又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纪》载甘露四年，龙屡见于井中，高贵乡公以龙不见于天，不见于田而数屈于井，感慨而作《潜龙诗》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指出《通易论》一再提及“潜龙”之义，是在玄邈远奥的哲学理论阐释之外，暗含了对司马氏目无人君，以下篡上行为的批判。此是作者文史互证的一个好例。
作者释证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二，极具手眼。原诗云：
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凤凰鸣参差，伦伶发其音。王子好箫管，世世相追寻。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
作者释证“夏后乘灵舆”之句，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载魏文帝代汉时，“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及《魏书》载定正朔亦“用夏正”等大量史实，指出曹魏隐以夏后之裔自命；复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纪》载甘露二年，高贵乡公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夏少康为优，及《通鉴》胡注“帝固有志于少康矣”，指出高贵乡公不甘亡国，是以夏少康之功业自期；由此进而指出《咏怀》诗“夏后”是喻指高贵乡公。并据史载事变之时，高贵乡公“拔剑升辇”，下陵云台，出云龙门，指出“夏后乘灵舆”之句，并不仅仅是文学性的藻饰，而是有着一份沉郁的现实内容。
作者释证“夸父为邓林”之句，据《山海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道渴而死， 弃其杖，化为邓林”的古典神话，复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纪》注引《汉晋春秋》载高贵乡公因“不能坐受废辱”而决意出讨司马氏，王经劝谏，高贵乡公答以“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的今典史实，指出“夸父为邓林”之句，典型地表现了曹髦“不量力”即不计成败生死地出讨司马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态度。作者进一步指出，《咏怀》诗在以“王子”喻高贵乡公时，往往亦有“夸父”和“邓林”等语词出现，如其十“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其五十四“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
不仅如此，作者更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末传》载高贵乡公罹害经过说：“兵交，帝曰：‘放杖！’大将军士皆放杖。（成）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指出其事与夸父之死“弃其杖 ，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隐隐亦有相似之处。
还不仅如此，作者进一步又据《山海经·西山经》载“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邳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岸”，指出阮籍《清思赋》“载云舆之晻霭兮，乘夏后之两龙”，“邓林殪于大泽兮，钦邳悲于瑶岸”之句，其中“夏后”、“夸父”、“钦邳”这类悲剧性神话人物的古典，皆实际具有某种令人深味之处。
作者释证“青鸟明我心”之句，据《山海经·海内北经》载西王母旁有三青鸟，而后人又常以青鸟作为和王母沟通的信使，复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纪》载高贵乡公出讨司马昭前，尝“入白太后”；事败之后，司马氏又逼迫太后下令“罪状高贵乡公”，指出“青鸟明我心”之句，可能暗示太后在此事上难以明言的深 衷巨痛，进而深悯帝与太后间骨肉感情的被迫隔离也。作者释证其他各句，限于篇幅，兹不备举。
作者释证阮籍《咏怀》此诗，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真可谓精彩叠出，坚确有力。我们读陈伯君《阮籍集校注》注释与集评，可知从来解释此诗，上述文献材料与卓见，皆前所未有，作者之超越前贤，可一目了然。
作者论陶渊明，提出陶渊明思想中有墨家学派影响的问题，此亦是前人发所未发。作者指出，渊明曾祖陶侃，即甚受墨子之学说影响。墨家尚节俭, 惜物力，不轻视体力劳动, 而出身下层的陶侃，亦“性俭厉，勤于事”，《晋书·陶侃传》载为广州刺史时，因耽心“过尔优逸，恐不堪事”，甚至“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以“励志勤力”。按《庄子·天下》篇称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陶侃之行，可谓典型。后镇荆州，史多载其爱惜民力，节约寸钉，勤务稼穑，惩治妨害农桑之人及虚谈博戏废事者等事迹，尤合于墨家节用非乐，务本重农之社会主张。又墨家法夏宗禹，尊崇大禹胼手胝足为天下兴利的精神，陶侃亦经常告诫他人“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影响到渊明，在其诗文中亦一再表述“古人惜寸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憩日惜时”之意。且陶渊 明虽深崇儒学，但在对田家劳动的衷心热爱方面，迥不类传统的圣人之徒，却与其曾祖重视“力耕”的态度一脉相承。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及《移居二首》其二“力耕不吾欺”，陶渊明这些思想显然既不来自儒家也不来自道家，而是取自墨家之说。陶渊明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受墨家节葬思想影响，既达观又务实。《自祭文》“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然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所言深合于墨家之法，可与墨子《节用》篇中主张相参证。
作者释证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一，亦 具见功力。诗云：
臣危肆威暴，钦駓违帝旨。窫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鵔鹗岂足恃。
作者指出，诗采《山海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及“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駓杀祖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岸”的故事，乃是借用被不遵天意的恶神所杀害的两位神话人物，暗喻在晋宋禅代中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揭露刘裕在代晋过程中，以残忍手段诛杀无辜的恶行。其中“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二句，则是陶渊明对贰负之臣的明白谴责。
《魏晋诗人与政治》最后说，“魏晋诗人到了陶渊明这里，已经最后完成了自曹植以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 上对理想、人格、自由、逍遥等的追寻历程。就个体而言，这是陶渊明独立的自我人格的完成和他对黑暗现实的超越。它标志着从汉末士大夫摆脱儒学繁琐经义的束缚之后，知识分子在自我觉醒，追求精神自由方面所达到的堪称反璞还真，与物俱化的最高境界。然而就群体而言，它却是自东汉以来几代优秀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政治理想追求的一个可叹息的结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责任感与用世行道精神几被摧折殆尽”。读书至此，诚不禁亦为之掩卷太息。
我读《魏晋诗人与政治》，颇受启发。作者根据《三国志·苏则传》所载曹植闻汉禅“发服悲哭”，指出其必有一份对汉室故君的眷恋之情。我则曾经根据《宋书》诸传载“高祖始践阼，（庐陵王）义真意色不悦”，及义真聪明爱文义，与谢灵运、颜延 之友善，徐羡之等乃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后来杀义真于徙所，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始安太守，及《建康实录》元嘉十三年载零陵王太妃褚氏殂，追崇为晋皇后，附葬晋思恭皇后于冲平陵，有司求晋除身以兼葬职，札取延之兼侍中，延之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鬼”，提出永初元年刘裕篡晋时，义真不满其父篡晋，此是由于深受中国文化之教养；灵运、延之内心始终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并为自己背晋仕宋而深感惭愧，其屈身仕宋，实非心甘情愿；并根据《世说新语·尤悔》载王导痛陈司马懿诛夷名族，及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篡夺者之亲属后辈不满前辈的行为，并非只有庐陵王义真，在义真之前，即有东晋明帝对 司马氏篡魏的阴暗历史表示羞耻（相当于现代的政治道歉）。现在我当进一步补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篡夺者之亲属后辈不满篡夺的行为，前有曹植，中有东晋明帝，后有庐陵王义真；而士人忠爱故国、痛愤篡夺，则前有嵇康、阮籍，中有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后有庾信。此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漫漫长夜中，中国传统价值所照耀出之一线光明。此一线光明，虽看似纤细如线，但终究是如线不绝也。
《魏晋诗人与政治》今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甚乐于写此读书报告，为诸位读者推荐此一优秀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