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我初识毓庆兄于台北，当时我们都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庆彰先生邀请，参加“宋代经学研讨会”。休会期间我们一起访问台北书店，在深为台湾同仁丰富的“经学”或“国学”研究成果而赞叹的同时，偶然在学海书店的插架上发现我的一本拙着《春秋少数民族分布研究》（1994年文津出版社出版）。那是我在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本身功力和识见都很稚嫩不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史学题目，其出版了八年后还余货尚存就是证明。然而这本小书却引起了已经以搞文学、经学名家的毓庆兄的极大兴趣。似乎是一筹知己的冲动，我也慨然献丑要求老板优惠卖给我以便转赠毓庆兄。当时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其中有一章讲“北狄”，其他章也涉及“羌戎”、“四岳”等内容的缘故吧，因为这些族群古代都活动于今天山西境内？殊不知在这以后几天里，却引来了毓庆兄滔滔不绝的高论和新奇的见闻。他告诉我们，在山西还保留了许多古老文化的传说和遗迹，并说在他的老家洪洞县明羌村，至今还延续着一群小脚趾甲带有裂痕（即“复形甲”）的“蚩尤后裔”。我当时就想，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晋大地虽然不像冀、豫、齐、鲁那样是“四战”之国，但自唐叔以来也是烽火不断、兵家必争，数千年来，人群不知道迁徙了多少遍，文化也不知道“革”了几次命？如果还存在“蚩尤后裔”，那真是历史的奇迹了！可以说，当时我们是带着这个疑问分手赋归的。
之后，由于我所在单位研究大方向的关系，不得不将兴趣转到“宋代文献”、“儒学文献”上来，对于上古史、民族史也就暂时无暇顾及了，但是对山西仍然保留上古文化的疑团仍然没有消失。随后，我频频捧读毓庆兄在《诗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也曾几次南下四川把臂交谈，但基本没有再细谈山西古文化的事情。在03年、04、06年等年度，我还常常收到他寄来的参会邀请。这些会议主题和召开地点多在“晋东南”，可惜每次不是因为临时有事缠身，就是因为自己对会议主题缺乏研究，虽然心向往之却最终没有成行。今年初，竟收到毓庆兄寄来这本力作──《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下简称《上党神农》）！本书《后记》说：“这本小书是从2003年开始动笔的，历经4年多的时间，到现在才完成。”可见自从我们02年台湾分手后，他在从事经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同时，仍然在从事三晋地区古文明的研究和挖掘工作，于今竟为我们捧出了这份贡献不菲的研究文明起源的成果，真是可喜可贺！
与毓庆兄的其他经学史、文献史研究著作一样，这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捧之必欲先读，读之必欲终尽。书名虽然叫《上党神农氏传说》云云，但却是事关《华夏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主体称为“炎黄子孙”，中国文化的主流号称“华夏文明”，本书讨论“神农氏”的发祥问题，实关华夏民族祖先黄帝之外的另一半──炎帝部族的历史！不仅涉及人群的起源和寻根，还讲述了文明的发生与延续，特别是中华农业的发祥与附着于此之上的文化的形成与衍生；不仅讲了历史的“曾经”和“过去”，还考察了现实的“传承”和“日用”，所有这些不正是历史研究、文化探讨的重大课题么？所以我说，本书的主题是重大的，也是严肃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的民族，但是我们中间的有些“今人”却常常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采取极不优雅的态度。在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那个狂飚突进的年代里，“疑古”、“仇旧”之风盛行，学者肆诋古史，干将高唱“革命”，或将古史斥为“层累”所造，宣称《诗三百》以前无信史；或将历史斥为陈腐落后，大革传统文化之命！弄得历史虚无，精神空虚！80年代之后，又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旅游开发”，“假说”、“戏说”甚至“乱说”之风盛行！那些希望“挟圣贤以自重”的“地方文化主义”者们，为了“开发”旅游、“经营”文化，不惜假托历史、伪造景点，平添混乱；而一帮必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魔幻历史家”们，又大肆歪曲历史、戏说古今，误导观众。这与其说是重视历史，保护文化，勿宁说是伪造历史，破坏文化！《上党神农》一书却以学者严肃的学风、科学的研究精神，力矫以上诸弊，一方面批驳了近代史上“疑古过勇”和“历史虚无”的种种谬说和错误作法，坚持实事求是的“释古”方法，正确对待和解释古史及其传说，对神农和炎帝的关系、神农始播百谷、黄帝与炎帝的关系，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令人信服。同时，虽然立足上党地区，却眼界开阔并不局限这一区域，既解释了炎帝神农与上党的关系，也解释了他们在其他各地的遗迹和传说的原因，还说明了上古之世上党地区文化在祖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一研究与其说是地区的地方的，勿宁说是全局的全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命题在此得到真正的体现。
张之洞说：“从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辞章者，其辞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毓庆兄师出“章门”，具有深厚的经学、辞章功底，特别是传承了“章太炎先生的治学传统(更主要的是一种学术思想与学术视野)”。如前所述，他在经学史、文学史研究领域以及古典文学博士点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成就远大，为世瞩目。而今移师史学领域，也一鸣惊人，不同凡响！《上党神农》一书，不仅有文学家优美的笔调，而且有经学家发征阐幽的深邃眼光，还有史学家博综群献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该书“基本上采取了四重证据法，即古典文献、方志碑刻、田野考察(包括民间传说、地方信仰、生活习俗、传说遗迹等)、考古发现等方面资料相互印证。”既从书中来，又不局限于书本；既以古代为对象，又不胶着于古代。他对有关神农和炎帝的各类资料几乎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方式，举凡古籍、碑刻、地下、地上、历史、现实的记录和口传，都统统收来眼底，排比分析。其对上古文献的占有利用和缜密分析堪称绝出伦类，而用联系的历史的眼光分析古今各种具有炎帝神农文化特征的现象，更是令人拍案称奇。毓庆兄不仅读尽用绝传世文献，而且深入田野乡间，遍访奇人异事，记录民风奇俗，印证传说神话，这一点令许多只做书斋学问如我辈，或只搞锄头考古如彼群者，都自叹弗如。经他这番努力和研究，我看史学界传统的其实似乎是固化了的“炎帝西来说”，应该彻底动摇改写或至少应当重新思考和重新研究了，这应该是近年来史学领域的重大创获，值得大书特书。
书中取得了许多特别的研究成果，也提出许多新鲜活泼的学术命题，如从太行、太岳之野的特殊地理环境来看待上党地区的文化地位，提出了“文明之巢”和“文化之湖”的概念，无论命题或是用意都是很好的。而且，通过毓庆兄的深入研究和成功论证，真正解决了我七八年前产生的有关“蚩尤后裔”的疑问，也引起了亟欲一往参观考察的浓厚兴趣。现在看来，无论这个“后裔”是否“蚩尤”的嫡亲，但是他们作为与此地“神农炎帝”传说共生共长了数千年却是可信的了。读一书而能释疑，读一书而大开眼界，这是学问快事，也是人生快事！这就是我读了毓庆兄这本《上党神农》所得到的最大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