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本是以圣人为法、以经典为教的学派，故儒学文献实与儒学的诞生同步。

关于“儒”的起源，近世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其最有影响者，乃章太炎、胡适和徐中舒三先生。章氏以“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故“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②]胡、徐二氏皆以为“儒”起源于殷世，俱祭司或神职人员[③]。诸氏所说，其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却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儒家”。章氏又区别“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的“儒”概指一切“术士”；类名的“儒”，指“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的“儒”，则指“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分析也不无道理，但是此种区别恐怕是在儒学盛行之后才能有的，非其原始状态，不足以说明儒家的起源。所有这些，都不是本书需要讨论的对象，故姑且存而不论。当然，这个时期也无所谓“儒学文献”的存在。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儒”，乃是孔子创立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他们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邦人群，而是有思想、有理论、有追求、有传授的学派。《庄子》评论儒家说：“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这样的学派必自孔子始，因之，真正的“儒家”的文献也必然至孔子创立儒家而后成。

一、儒家及其早期文献

关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有非常精辟的评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班固说：儒家的功能是帮助人君顺应天地之道（“顺阴阳”）、宣明道德教化（“明教化”）；儒家所研习的经典是《六经》，儒家宣扬的纲领是“仁义”，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儒家所效法的榜样是文王和武王，儒家的创教祖师则是孔子。这些都是非常明白准确的，也就是说必兼此数义才是真正的儒家，也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儒学”。

什么是“文献”呢？关于“文献”一词，比较明确的记载即是《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注：“献，犹贤也。我能不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以文章释“文”，“贤才”释“献”。朱子《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亦以“文”是指文字记录资料，“献”是指贤达之士的口碑资料。这种解释是对的。

如果追溯更早一点的文献，《逸周书·商誓解》也有“文”和“献”的对举：“王若曰：告尔伊旧何父……几耿肃执，乃殷之旧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献民……”

此处“序文”和“献民”实已含“文献”之义。“序文”即文字记录，犹《尚书》中的“有典有册”。“献民”即贤人，《逸周书》述殷遗老多称“献民”，同篇有“百姓献民”，《度邑篇》有“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云云；《作洛篇》有“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亦即贤者。相传《逸周书》是孔子删《书》之余，那么《逸周书》关于“序文”和“献民”的对举就应当是“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了[④]。

孔子说杞、宋“不足征”，盖因“文献不足”，亦即缺少足够的“序文”和“献民”的缘故，也就是缺乏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郑玄解“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与《逸周书》“序文及献民”的情形颇为一致。故朱子解“文”为典籍、“献”为贤者也是合理的。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文字记录工具和材料的不断改进和丰富，起初还由贤者所传的知识（即“献”）也渐渐地笔之于竹帛而转换成了“文”，于是后世的“文献”也就专指文字资料了。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将“文”解为“史传”记载，“献”解为“儒先”议论。又自叙其书著述体例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着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可见，《文献通考》之所以命名即得于取材，其取之“经史”“传记”的记事的语言谓之“文”；其取之当时“奏疏”和后世“评论”者则谓之“献”，作者自己的考订则谓之“考”。从内容上来说虽然有记事、议论之别，而从著述文本上来讲则都是文字资料了。故明永乐时期纂修囊括天下图书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最初即命名为《文献大成》，其所录无疑皆是文字资料。本编所谓“文献”亦同此例，也是针对儒学诸家文字资料而言的。

班固说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涉及到儒家的起源，也涉及到儒家文献早期状态的探讨，故有深入论说之必要。

班氏所言，只是周代制度层面的东西，若究其根本，教育实由于虞夏商周四代的“养老”传统。《礼记·王制》：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因此，汉唐儒者注“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右学”、“左学”曰：“皆学名也。”四代之人养老于学，即是发挥这些“国老”、“庶老”余热，以其知识作育人材，培养下一代。这也是孔子所谓“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的上古实例。“养老”既可以使“老有所养”，也可以使“幼有所教”，其实是两得其利的事情。

《荀子·法行》：“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又见《孔子家语·三恕》）

《荀子·宥坐》也引孔子说：“幼不能强学，老无以教之，吾耻之。”杨倞注：“无才艺以教人也。”

《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郑玄注：“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以上所引，都是将教学作为老年的事业，益证四代“养国老”、“养庶老”，皆施教育之事也。

与养老传统配套的是三代系统的学校制度，上引虞夏商周的“庠”、“序”、“学”、“校”即其证。

周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礼乐教化”也是“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王制》）。周代 “学在官府”，从天到诸侯，从中央到地方，建设了各级学校，但其教育权却由官府所掌控。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⑤]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泮宫”。

又《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乡也）有序，国有学。”郑玄注：“《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⑥]大夫之家有“塾”，族党有“庠”，乡遂有“序”，中央学校则叫“学”（或“太学”）。

周代作为行政制度层面的设官分职，则有“司徒之官”来兼掌教育。“司徒”金文作“司土”，《尚书·梓材》有“司徒、司马、司空”等职，以司马掌军队兵马、司空掌工程建筑，司徒掌土地人民。

《周礼·地官·司徒》：“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安也）邦国。”《周礼》说周代之制，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中，地官司徒即是“掌邦教”的。其中地官的最高长官大司徒即是最大的“教官”，由他率领各乡的师长对万民执行教化：“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云云，郑玄注：“师，长也。司徒掌六乡，乡师分而治之。”他们教民的内容则有被称为“乡三物”的“六德”、“六行”、“六艺”：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六德”属于政治品质；“六行”属于伦理品行；“六艺”则属于知识技能。乡大夫既以此三种品德和知识教训万民，复以此三种品德为标准来推荐优秀人才。郑玄注说：“物，犹事也。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又具体解释“六德”说：“知，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而先识；义，能断时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刚不柔。”又解“六行”说：“善于父母为孝，善于兄弟为友，睦亲于九族，姻亲于外亲，任信于友道，恤振忧贫者。”又解“六艺”说：“礼，五礼之义；乐，六乐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节；书，六书之品；数，九数之计。”既重政治品质，又重伦理道德，还注意知识传授，周代教育已经非常全面了。

如果说大司徒、乡大夫的主要职责还在于治，亦即“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的话，那么在《周礼》中还专设有执行教化的师氏和儒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美）宫室，二曰族（同族相聚）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说要因应乡国传统风俗来训教万民，让他们室家完善、冢墓相聚，服饰相同，兄弟相和，师儒同功，朋友相助。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师儒是教以德行道艺的老师，朋友则是共同学习的同学和同志。

《周礼》在《天官》述太宰之职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九两”即九种团结和凝聚人民的职群，而以自身贤德训导万民的“师”和以自己博学教育万民的“儒”即在其中。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师”是有德行的人，是德育、政治教员；“儒”有六艺，是知识、技能教员。

这些“师”、“儒”要执行好教育任务，必然要有教材，此即早期的师儒文献。《王制》讲司徒“造士”之法，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这里称“先王《诗》《书》《礼》《乐》”，表明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献。这些文献是作为一个称职的士大夫所必须讲读和进修的。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推举郄縠说：“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当公元前633年，在孔子出生前83年。当时已经将《诗》《书》《礼》《乐》作为衡量一个合格将帅的标准了，益证其为师儒“造士”的教课书了。

《国语·楚语》庄王（前613－前590在位）使士亹傅大子葴，士亹请教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以《左传》、《王制》的《诗》《礼》《乐》三种文献外，又增加《春秋》、《令》、《语》、《故志》、《训典》五种。韦昭注：“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春秋》即编年史。又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 “《世》，先王之世系也。”即以前世成败、历史故实、世系传承为教的历史教课书。又注：“《令》，先王之官法时令也。”──属于法令性质；“《语》，治国之善语”；“《训典》，五帝之书也。”──斯二者，则与《左传》、《王制》之《书》无别。可见，《国语》教太子的内容与“乐正崇四术”以《诗》《书》《礼》《乐》造士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多了历史类（《春秋》《故志》）和法令类（《令》）文献而已。

不过，这些文献都未经孔子整理，只能算是“师儒文献”，而不能叫作儒学文献，只可视为儒学文献的原生状态或原始依据，真正“儒学文献”必自孔子修定《六经》、创立儒家学派始。

在学在官府时期，只有王官才有记录文献、掌管文献的权利，《礼记·中庸》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然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导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现象。《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语：“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学术自天子而移于外夷也。《论语·微子》说鲁君无道，礼坏乐崩，“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是乐师亦自诸侯而流于外地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之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是天子典籍文献亦随叛臣外流于蛮夷之地也。孔子正是根据这些下移的“学术”和外传的“典籍”，经过删定整理，形成了经典性的文献──《六经》。

孔子之整理儒学文献，首见于《庄子》。《庄子·天运篇》说：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又《天道篇》：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⑦]

《天运篇》称，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天道篇》称孔子“翻《十二经》以说”，都表明孔子与《六经》或《十二经》产生过联系。前者称“《六经》，先王之陈迹”，其中有“先王之道”和“周召之迹”；后者说：《十二经》的宗旨“要在仁义”。说明孔子研治和翻说的经典，是以先王史籍为依据，而又贯之以“仁义”思想了，这正是“旧史”被孔子经典化的特征。前者的《六经》明指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后者的《十二经》虽然不明所指，但是与前者有“先王之道”一样，后者也有“仁义”思想，可见《六经》、《十二经》都是儒家经典，所以我们说，儒学文献必自孔子而后始。

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竹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也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举，连排列顺序也与《庄子》所述一致，说明《六经》结集和删定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形成。

《庄子·天下篇》说：“其明而在历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里明确道出了“旧史”向“六经”、“诸子”的转变过程。其中“旧法世传之史”，即相当于《左传》、《王制》中的《诗》《书》《礼》《乐》，《国语》所说的《春秋》、《令》、《语》、《故志》、《训典》等等，其特色在于“史”，亦即老聃所讽刺的“先王之陈迹”，对于现实政治不具备明确的指导意义（老子：“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六经》虽然原有所本，但是其原生态只是“史”，没有思想，没有系统，也就没有灵魂，不能成其为“经”；而“邹鲁之士”所明的《诗》《书》《礼》《乐》，已非“旧史”，而是有宗旨、有思想的经典，即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对于历史资料虽有保存价值，对于现实生活也有指导意义，这在孔子“治《六经》”（或“翻《十二经》”）之前是不具备的，至少是不充分不明显的。

同理，儒者的“顺阴阳明教化”的功能，虽然原本是周官司徒的职掌，但是司徒只是设官职能，纵然曾经行使过，也只是出于行政命令，急于功令而已，而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明确的纲领和固定的徒众。司徒之官虽为“儒者”职能的远源，却不是开创儒家学派的直接宗师。作为学术派别的“儒家”，是在天子“失官”即不修司徒“教化”职能之后，由孔子修废起弊、立教传道之后才形成的。班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亦只是就其职能远有所袭而言已。

二、经典形成：孔子与《六经》

不特儒家为孔子所创立，儒家经典也是经孔子删定后而形成的，儒学文献当然也得从孔子说起。

今文家以为圣人所作为“经”，贤者所述为“传”，《六经》称“经”当然为孔子所作，故主“孔子作《六经》”说，以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举皆孔子所创作。

古文家则不然，认为夫子自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陈迹，故他们只承认孔子对《六经》有继承和整理的功夫，而没有创作的权利。近世疑古毁经，乃彻底否定孔子与《六经》有任何关系，孔夫子遂成“空夫子”。

说经皆孔子所造固然不可，否则必然导致夫子之前无书的结论；说孔子与经无关亦不可，因为孔子删经早是古来旧说。金景芳先生坚持孔子修定《六经》的传统说法，认为正是孔子依据“旧史”文献加工而成了“六经”，并且说：“孔子编著《六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对《诗》《书》是‘论次’，对《礼》《乐》是‘修起’，对《春秋》是‘作’，对《易》则是诠释。”又说：“‘论’是去取上事，‘次’是编排上事”，“‘修起’则是由于‘礼坏乐崩’，孔子努力搜讨，把它们修复起来。”“至于《春秋》，则无论《史记·孔子世家》，或是《孟子·滕文公下》都说是‘作’，可无疑义。孔子作《易大传》当然是诠释《易经》的。”[⑧]斯言也，可谓要言不繁，能中肯綮。

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之事，明见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儒林列传序》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又在《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又说：“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论《诗》《书》《礼》《乐》还多见于《论语》和《礼记》诸书。如“在齐闻《韶》”见于《论语·述而》。“自卫反鲁然后《乐》正”见于《子罕》。“语鲁太师乐其可知”、“周监二代”并见《八佾》。此外，《论语》还有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夏礼吾能言之，而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而宋不足征也”（《八佾》）；“《书》曰：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等言论。都表明孔子与《诗》《书》《礼》《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诗》《书》《礼》《乐》下过功夫，有过论次和修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新近发表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有《孔子诗论》，即保留了大量孔子解《诗》说《诗》的遗篇断简，就是孔子删《诗》学《诗》的证据。

孔子修《春秋》之事。首见于《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史记·儒林列传序》：“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都明确将《春秋》定为孔子所作。

孔子与《易》的关系最为纷争，然《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出土马王堆帛书《要》篇亦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无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蓍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勉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贱人为而去诈……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都表明孔子晚年喜欢《易经》，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韦编三绝”的地步。他对《易经》的爱好却与相信“占筮”的“祝卜”不同，而是“观其德义”，“使刚者知惧，柔者知刚”，得到人生的启迪而已。今传《易大传》所谓夫《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皆是这种“贵其德义”的风格的体现。

可见，正是孔子修定《六经》，将记载“先王之陈迹”的“旧法世传之史”，改造成讲“仁义”、“贵德义”的一代经典，从而实现了“旧史”（或师儒文献）向“儒学文献”（即《六经》）的转变和升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叙述当然不能最终解决“孔子与《六经》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这里只是先抛其砖，真正的剖璞琢玉功夫将留待“经学文献”各经之下来具体展开。

孔子既修《六经》，复以《六经》教学，于是形成了有经典、有思想的儒家学派。《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又《儒林列传序》说：“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僣，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这些弟子背负《六经》，口诵《诗》《书》，推尊孔子，宣扬“仁义”，于是儒家学派便在中国正式诞生了。由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在首批儒生中成分不免复杂，不仅有贵族、贫民之分，也有君子、小人之别，还有旧儒（为人执丧祭之礼）与新儒（崇奉仁义之道）之分，孔子诫子夏：“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正谓此也。

是孔子将旧时“师儒文献”的“旧史”，经过修定改造、灌输“仁义”精神而成为《六经》；又因孔子推行《六经》教育，造就“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从而创立和形成了“儒家”学派。信奉《六经》称说《诗》《书》的人被称为“儒家”，而儒家所诵习的文献又被称为“儒书”。

“儒书”之称始自春秋末年。《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鲁人与齐人战，齐人嘲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杜预注“儒书”为“周礼”[⑨]。哀公二十一年当公元前474，是时孔子已卒五年。孔子以“周礼”断“六经”，故“儒书”亦可代指“周礼”。“儒书”即儒者之书，亦即以周代礼仪制度为特征的儒学文献。可见，时至春秋末年，中国不仅正式诞生了儒家，出现了儒学文献，而且也有了“儒书”的集合名词。故“儒学文献”远因“旧史”之绪，近承“师儒”所传，至春秋末年孔子时乃正式形成经典。世之学人欲述“儒学文献”者，其必自春秋末年始也。

三、规模初具：先秦儒学文献的形态

儒家经典形成于先秦，固无论矣；据考察，儒学文献的诸般形态也大备于先秦时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六经》虽然是“载道”之具，具有“施教”功能，可以达到“致化”的境界，但是《六经》文本仍然是“旧史”，是“先王之陈迹”，其中的“道”“教”都需要人来揭示和阐扬。历代儒者关于这些价值和意义揭示的成果，便构成了解经释经的“传”和“记”。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推行私人教学，由此开启了智慧，形成了诸子。诸子争鸣，著书立说，自名其高，儒家学者也不甘示弱，在经解之外，言道言治，说人说天，另成专着，别立文章，于是儒家诸子文献便产生了。

夫子行教，传道授业，弟子兴起，耳聆笔记，以成言行之录；后儒沿袭，记师受，传学统，更是繁乎著述，于是又有儒学史文献的出现。

这样一来，儒学文献便从单纯的《六经》发展成解释《六经》的传记、阐扬儒理的诸子和记述儒林事迹的儒学史籍，儒学文献也从“以史为教”的单一状态发展而为兼包圣道王功、人伦教养、家事国政乃至师传渊源、学术文化等等内容的庞大载体了。

第一个发展儒学文献的当数孔子。孔子既成《六经》，复以《六经》传教，口授心传，不仅形成了系统思想，而且也笔录成文字，这就是早期的儒家经解文献。《史记》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汉书》也说：“（夫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儒林传序》）这些“传”经汉人选编，形成“十翼”，与《易经》合编而成《周易》。其未入选者还有多种，或见于子史称引，宋儒清人辑入《孔子集语》“论易”；或传于《易》师，转入别派，出土马王堆“帛书《周易》”（即《二三子》、《衷》、《要》、《缪和》、《昭力》之属）即其明比。

孔子于《礼》意在“修起”，然而随时解释，也斐然成章，汉儒择取以成两戴《礼记》，其中与《仪礼》对应各篇，十九得之孔门所传。《礼记·杂记下》还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哀公于前494──前467年在位，已入孔子(前551-前479)晚年，孔子于哀公十一年（前483）才结束周游列国的历程自卫返鲁，四年后即去世。是其书《士丧礼》已在垂暮之年，自然不属于中年时期“以《诗》《书》《礼》《乐》教”的事情了。

又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是孔子在《六经》之外另作《孝经》。郑玄《六艺论》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⑩]故纬书载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是皆孔子传经过程中产生的新文献，虽属“次生文献”，但是都属于第一代儒家所有，仍属第一代儒学文献。

儒学文献的第二代产生，则在于孔子弟子。孔门弟子三千，达徒七十有二，他们之中或得孔子真经，恪守而勿失，此为传经之儒；或得孔子仁义精神，举一反三，别加发挥，侈大其辞，另成一家，于是又形成第二代儒学文献。

后儒沿波，各相矜尚，其有论说，皆笔之于书，着之于录，于是又形成第三代、第四代，以至于百代之儒学文献。

《汉书·儒林传序》述孔子卒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曰：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牦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儒学文献正是在儒家学派的转相传授中得到丰富和繁衍的。孔子弟子中传经最着的当数子夏，而产生经学文献最多的也以子夏为最。自《诗》《易》《礼》《春秋》，子夏皆有撰述，故汉人有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宋儒洪迈尝考其事曰：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11]

按，《子夏易传》见于《隋志》所引梁阮孝绪《七录》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子夏作《诗序》说，见郑玄《诗谱》、王肃《家语注》及陆氏《释文》。其中说子夏以《诗》授高行子云云，见陆氏《释文》引徐整说；子夏以《诗》授曾申云云，见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子夏作《丧服传》说，见贾公彦《仪礼正义·丧服》疏。“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说，见徐彦《春秋公羊传疏》何休序疏引戴宏说；谷梁亦子夏弟子说，见杨士勋《春秋谷梁传》范宁序疏引。说《论语》“郑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亦见陆氏《释文》所引。

据陆氏《释文》：“《尔雅》者……《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此外，《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中《孔子诗论》，论者以为当为“卜子诗论”。可知，子夏于《诗》《礼》《易》《春秋》《论语》皆有传授，也皆有著述，还对《尔雅》成书也有贡献，其为创作儒学第二代文献之最突出者，亦可知矣。

又加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而见仁见智，“各有异说”（《后汉书·徐防传》）。《韩非子》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三家之墨，辞相倍谲；八家之儒，说各异端。

《汉书·艺文志序》云：“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战国时期，是孔子“微言”中绝，儒学“大义”殊乖的时期，然而经师异说，处士横议，也是儒学文献大量激增的时代。

《汉志》所述诸经传殊，《诗》与《易》皆汉代事，唯《春秋》传说文献，自战国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汉志》又云：孔子既修《春秋》，“（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于是《春秋》一经而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种传说，此即“《春秋》分为五”。《汉志》“春秋家”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自《邹》《夹》以下皆不传（或无书），内容不详，然其为说经之文，举可知也。

儒学文献，经过春秋末、战国初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从说经文献向说理文献的转变。《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又叙其事说：

（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汉志》“春秋家”于《左氏》、《公羊》、《谷梁》、《邹》、《夹》外，尚有《铎氏微》三篇、《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自《邹》《夹》以下皆不传；“儒家类”有《孙卿子》三十三篇、《孟子》十一篇、《公孙固》一篇、《虞氏春秋》十五篇；“杂家类”有《吕氏春秋》诸书，而《公孙》、《虞氏》之书皆不存于后。

《左氏春秋》乃以史事解说《春秋》，尚属《春秋》之传。《吕氏春秋》乃掇集解书诸子而另成著述者，并非依经立传。至于“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的荀卿、孟子、韩非等人著作，更是思想独具、内容独立的子学著作，已经远远不是传统的《春秋》经解矣。《汉志》将《公孙固》、《虞氏春秋》着在《诸子略》“儒家类”，并在“《公孙固》一篇”下自注：“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在《虞氏春秋》下注：“虞卿也。”考《史记·平原君列传》谓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可见都是子书之流，非复解经之书。

《史记》所言“春秋类”文献的变迁，实际展示了从“旧史”“经书”类文献向诸子类著作的过渡。

儒家诸子类著作，当然也是首起于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汉志》著录《古文论语》二十一篇、《齐论语》二十二篇、《鲁论语》二十篇，叙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资料，有的来源于孔子与弟子和当时人的应答，有的早得于弟子之间互相转述其闻于孔子的言论，有直接，有间接，但是都是关于孔子的，也基本上是亲闻于孔子的。

至其编者，班固以为“孔子门人”，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柳宗元以为曾子弟子，程颐以为曾子及有子弟子。不管《论语》为谁所编，都距孔子去世不远，其属于第一代儒家子学文献无疑。

儒家第二代子学文献当然是孔门弟子的。据《汉志》“诸子略”[12]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子思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曾子名参；漆雕子名开，汉人避讳作“启”；宓子名不齐，都是孔子门生或裔孙，是儒家早期的子学著作。诸家原书早佚，但是《子思子》尚传《中庸》等四篇于小戴《礼记》，梁沈约说：《礼记》“《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13]；《曾子》亦存十篇于《大戴礼记》中，故清人阮元取《大戴记》以“曾子”为题的十篇文献注之，题为《曾子注释》。

《汉志》所录儒家第三代子学著作，有：《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芈子》十八篇。据班氏自注：《景子》内容乃“说《宓子》语，似其弟子”；世子“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而魏文侯，则“受经于子夏”；李克亦“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公孙尼子，也是“七十子弟子”；芈子“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都属于儒家第三代传人。诸家书亦佚，唯《公孙尼子》尚传《乐记》一篇[14]。

先秦儒家最知名的子学著作，乃是孟轲“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而作成的《孟子》七篇（《汉志》著录十一篇，含内篇七、外篇四，赵岐云外篇，今唯传七篇）；以及“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的《荀子》（《史记·孟子列传》。《汉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实三十二篇，即今《荀子》）。先秦儒学子家，至《孟子》、《荀子》二书而达于极至；即以后世中国论，其思精语确、斐然成章，亦无有出其右者。

以上皆见于《汉志》的周秦儒家诸子，至于不见于著录者，尚多有之，如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之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竹简、上海博物馆收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收藏楚简，等等，其中都包含有许多佚而复得的先秦儒家诸子文献，都足以证明当时儒学文献之丰盛。

儒家史事文献。《汉志》“论语类”还著录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都是关于孔子、孔府和孔门之事迹的记录，属于儒学史料文献，也是中华史书传记类文献的鼻祖和滥觞。

一、《孔子家语》。颜师古注：“非今所有《家语》。”表明唐代所传《家语》已非《汉志》所本。原因是魏晋王肃曾经为《家语》作注，并且用《家语》与所作《圣证论》相印证，以批评郑玄，后世学人遂以今传本为王肃伪造。

《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其词未闻。”孔颖达《疏》：“案《圣证论》引《尸子》及《家语》难郑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郑云其辞未闻，失其义也。’今案，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

王柏《家语考》甚至认为有“古《家语》”、“后《家语》”和“今《家语》”的区别。中间经历了五次变化：“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

他依据孔猛《后序》谓，孔子卒后，当时公卿、大夫、士及诸弟子“悉集录夫子之言，总名之曰《家语》”。后有识者“采其精要简明者，集为《论语》”，“其余者存于《家语》”。这种《家语》虽不“纯全”，但是仍为“先秦古书”，是为“古《家语》”。

孔猛《序》又说，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家语》及弟子言，参以已论献之”，于是《家语》受到第一次杂糅，“《家语》为之一变矣”。汉兴，“高堂生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及后学所记”。王柏说这就是“《家语》之遗”，此即“后《家语》”。

汉宣帝时，戴德删其繁为八十五篇，是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是为《小戴记》。剩下部分仍然叫《家语》，传在民间。

班固《汉志》著录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卷与篇都不与后世所传者同，故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之《家语》。”

汉成帝时，孔子十三世孙衍上书言：“戴圣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遂除《家语》本篇。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也。”于是，“《礼记》成而《家语》又几于亡矣”。

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论语》者，《古家语》之精语也；《礼记》者，后《家语》之精语也。”至于宋代所传的“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他认为是“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鲁斋集》卷九）。

王柏的分析有些武断，但他说《家语》有“古”、“后”、“今”之别，却是事实。他承认“古《家语》”是“先秦古书”，也就是承认在先秦时期已经有大量记载孔子言行的资料，也是历史的真实事情。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是源于先秦成于西汉孔子事迹资料，对研究孔子和孔门弟子及古代儒家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孔子三朝》。颜师古注：“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事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师古说《三朝》只有一篇保存于《大戴礼记》中，其实不确。

《史记·五帝本纪》“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礼》。”

《艺文类聚》引刘歆《七略》：“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15]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裴松之注：“刘向（歆）《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臣松之案：《中经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录，余者所谓七篇。”

三处引刘向、刘歆语，都说《孔子三朝》七篇都在《大戴礼记》中。裴松之又说荀勖《晋中经簿》有《孔子三朝》八卷，是其书至晋犹存别行。向歆父子亲见其书，裴松之亲见著录，必不误也。

王应麟又具体指出《三朝》在《大戴记》中的篇名。《困学记闻》卷五：“《孔子三朝》七篇……《大戴礼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凡七篇。”（又见《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人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于《目录》各篇之下，分别注明“此于《三朝记》为第几”。

前代文献每引《三朝记》，亦见于上述篇中[16]。如《史记·五帝本纪》臣瓒曰：“《孔子三朝记》曰：蚩尤，庶人之贪者。”《索隐》即指出：“今此文见《用兵篇》也。”[17]

《春秋谷梁传疏》卷一一：“《三朝记》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18]此文亦见《用兵》，只“周衰”二字为引者所加。

邢昺《尔雅注疏》郭璞序疏：“《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辩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引文见《小辨》，文字略有节略。

《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北发渠搜”臣瓒曰：“《孔子三朝记》云：‘北发渠搜，南抚交址。’”按，引文见《少闲》，唯“南抚”在“北发”前。

注家称引《三朝》，而见于《用兵》、《小辨》、《少闲》各篇，说明《孔子三朝》七篇确实还在《大戴礼记》之中。历考七篇之文，内容皆孔子对哀公之言，是记孔子三朝于哀公时所问对，为记录孔子言行之书。王聘珍说：“此七篇亦七十子后学所记，原在《古文记》二百四篇之中，故大戴采而录之。”[19]知其为孔子七十子后学作品。今有清人洪颐校录传经堂本（见《书目答问》）。

记载孔子与哀公问答的文献，《大戴礼记》还有《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皆记孔子晚年对哀公之事。

三、《孔子徒人图法》。这是对孔子弟子的图像和说明，其书不存。先秦时期有许多称说孔子弟子的资料，现可考者，一是孔府所藏《弟子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20]今本《孔子家语》有《七十二弟子解》，录七十六人，当即《弟子籍》的遗存。朱彝尊说：“所谓《徒人图法》者，殆即《家语》所云《弟子解》、《史记》所云《弟子籍》也。”[21]就其文字部分言之，诚然也。

二即《图法》。《汉志》所录《孔子徒人图法》是一种，文翁建石室亦刻有一种《文翁石室图》（又称《文翁礼殿图》），图七十二人，其图至唐犹存，《唐志》有著录。据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七十二弟子旧有图法，皆出壁中者矣。”看来也是孔家旧物。故梁元帝《金楼子·职贡图序》说：“尼丘乃圣，犹有《图人》之法。”似乎在孔子时已经流传。司马迁也说学者评论孔门弟子，因“未睹厥容貌”，故“毁”“誉”过当，似乎《孔子徒图法》还具有写真价值。孔子尝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门曾以形貌言语审察弟子，亦可知矣。贾谊《新书》有《容经篇》，馆臣谓“《容经篇》并敷陈古典，具有源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其亦孔氏之遗法否？

司马迁撰《史记》，亦得力于此类文献。他以《弟子籍》和《徒人图》为基础，参以其他书传所录，遂成《仲尼弟子列传》。他说：“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王应麟已经发现：“《史记》自子石以上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家语》此例，唯有三十七人。”说明事迹详尽的，是因为见于书传，为司马迁所补；其事迹无考的，则因不见于书传，无可补充之故。

又《史记》立传的弟子“七十有七”，《家语》所录“七十有六”；公良孺、秦商、颜亥、叔仲会四人，《家语》有事迹，《史记》阙然；自公伯寮、秦冉、（袅阝）单三人《家语》不载，而别有琴牢。而且弟子事迹的记载也互有出入，如《家语》说：“颜回，鲁人，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一早死。”按此年岁，颜回死时孔子年六十一岁。但是据《论语》和《史记》，孔子儿子伯鱼五十岁，先孔子卒，卒时孔子且七十。《论语》说颜回死时，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可见孔鲤实先颜回而卒。

凡此之类，表明《史记》撰录已经依据其他文献有所校正，有所补充；同时也证明，先秦时期存在多种孔子弟子的记录资料，此亦司马迁“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之谓也。

五、文献征存：先秦儒学文献的存佚

如前所述，先秦时期，经典著作正式形成，儒家其他各体文献也规模粗具。随着儒家的传播和发展，儒学文献也得到初步发展。前章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一时期儒学文献的初期规模，知道除元典性文献《六经》外，还有解经文献（如《易》传、《礼》记、《春秋》传等）、儒家诸子著作（如《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宓子》、《公孙尼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史料著作（如《家语》、《三朝记》、《弟子籍》等），都相继产生了。这些类型的文献，构成了早期儒家著作的基本格局，也支撑了先秦儒学文献的整体局面，也奠定了后期儒学文献的基本框架。

《汉志》“儒家类”著录先秦至西汉儒学子书“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其中三十二家属于周秦作品，比“独尊儒术”的汉代还要多，这还不包括不见于著录而为后世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出土文献。

周秦时期的儒学文献，除少量保存下来外（《易大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大多已经亡佚（如《邹氏传》、《夹氏传》、《漆雕子》、《宓子》等），个别的则因收录于其他著作而曲折地得到流传（如《易大传》收录于《周易》，《曲礼》、《祭法》、《祭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及诸子《子思子》、《曾子》、《公孙尼子》部分篇章收录于《礼记》；《劝学》、《当染》、《尊师》、《孝行》等则因收录于《吕氏春秋》等），得到零星地保存。后儒对散见的儒家诸子文献有所辑遗，以宋儒汪晫《曾思二子全书》、清儒冯云鹓《圣门十六子书》、阮元《曾子十篇注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洪颐煊《经典集林》等最为集中。

有的先秦儒学文献，甚至是在埋藏于地下多年后才被发现，复见天日、重登学术舞台的。如：汉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文多16篇）、《古文礼记》（较今文多39篇）、《古文论语》、《古文孝经》（较今文分多4章）等（《汉书·艺文志》、《刘歆传》）；宣帝时，河内女子老屋，得《易·说卦》、《序卦》、《杂卦传》及《古文泰誓》，皆是。

晋代，从汲冢出土战国魏墓竹简，除《纪年》13篇外，还有《易经》2篇，与传世的《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2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1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2篇，其内容乃是公孙段与邵涉论《易》；《国语》3篇，言楚晋事；《名》3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1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等，属于儒学文献；此外还有《穆天子传》15篇，纪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事（《晋书·束晰传》）。据杜预说，《纪年》记事与《春秋》多合而辞则异，证明《春秋》确曾经过孔子修订；《师春》所记与《左传》上下次序相同，说明《左传》成书甚早（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

汉代和晋代的出土文献有的在当时得到整理和传授，故保存下来了（如孔壁《礼记》多保存于《大戴礼记》中，汲冢《纪年》、《穆天子传》也流传至今），但是大多数没有留传下来，得而复失，留为永憾。

出土先秦儒学文献最多的是20世纪，而且也最引起重视，得到最充分研究。如，河北定县出土之《儒家者言》，马王堆出土之《春秋事语》、《五行》及帛书易传《二三子问》、《系辞》、《昭力》、《缪和》、《要篇》，郭店出土之《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各一篇，《语丛》四篇；上博收藏楚竹书《缁衣》（与传本异）、《子羔》、《孔子闲居》（与传本异）、《彭祖》、《乐礼》、《曾子》（与传本异）、《武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夫子答史蒥问》、《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等等，此皆学术史上之盛事，也是一大幸事，为先秦儒学文献的续得重要一脉。

特别是郭店简和上博简，正好弥补了子思、曾子之后，孟子、荀卿之前，儒家文献的缺环，显得尤为珍贵难得。当然，若就在历史上产生影响论，仍然以传世儒学文献为最为重大，也最为重要。

最近学人披露，清华大学接受到一批（2000余枚）从香港购入的战国竹简的捐赠，其内容相当丰富，具有若干佚失的儒家文献（如《古文尚书》等），其具体内容尚待整理发布。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随着清华简的研究和公布，先秦儒学文献必将得到进一步丰富。

小 结

综上所述，殷周之际，学在官府，乐正崇四术，修四教，“以诗书礼乐以造士”；司徒以“乡三物”教国子，举“六德”，修“六行”，传“六艺”，皆是以“先王”为法，以“旧史”为教。自孔子据“先王之道”和“先圣格言”的“旧法世传之史”，修定成为经典性的《诗》《书》《礼》《乐》，经其“论次”“修起”，于是贯穿“仁义”，载以“大道”；晚年又据鲁国史记修《春秋》，制定“一王大法”；复“晚而喜《易》”，为之《彖》《象》《系辞》《说卦》《文言》，以阐天地运行、“阴阳”变化之义，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儒家文献──《六经》。

《六经》是儒家文献之元典，也是儒学思想的源头活水。孔子既成《六经》，复“以《诗》《书》《礼》《乐》教”，有三千弟子、贤者七十，形成了以“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为特征的儒家学派。孔氏《六经》，“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孔氏以史为教，而又归心德义，故必加以口头阐说和主观发挥，乃得凸显。师弟子间传道授业，解经释典，又形成了解释《六经》之义的次生型文献，即经解经说，如“《易》大传”、“《诗》论”、“《礼》记”、“《书》传”、“《春秋》传”之类。

孔子开办私学，官学下移，开启民智，产生思想，诱发和促成诸子百家的产生。儒家诸子在与百家论辩和争论中，互相影响，各自吸取，在经典之外，又撰著了一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理论性文献，即《子思子》、《曾子》、《公孙尼子》、《孟子》、《孙卿子》等儒家诸子类著作。

师弟讲授，时君问政，嘉言懿行，时有纂录；门人著籍，言貌视听，亦见乎书，于是在经解、诸书之外，又产生了记载儒林言行的史资料性著作，《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徒人图法》、《弟子籍》等文献于是乎兴。

犹之乎儒家诞生于先秦，儒学文献及其类型也粗成于先秦。是孔子将“旧史”经典化，也是孔子使经典儒学化。是孔子推行的经典教育催了儒学，也是孔氏儒学促成了文献的激增和扩展，儒家文献中的经典、经说、诸子、传记，都在先秦时期得到产生和初步发展。只是这些文献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或存或亡，时隐时现，无以见其完整面貌罢了。近时以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为我们初步展示了先秦儒学文献的丰富内容和多姿形态，尚可弥补缺憾于万一。儒家文献由史而经，又由经而传，再由传而子，复由子而传记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儒学的特有现象，也是中国文化发展运行的特有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