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mal07.8 磅02falsefalsefalseEN-USZH-CNX-NONE一、人活着是为了“入于圣贤之域”

朱熹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既先于物质世界、又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精神本体———“理”,是宇宙的最高存在,是产生世间万物的最终根源,即所谓“生物之本”。而物质性的“气”,又是形成万物的必要材料,即所谓“生物之具”。理气结合,即产生出万事万物,生生不息,无穷无尽。从理气关系出发,朱熹对人性进行了集中论述,并由此引出了他的人生哲学。朱熹认为,人也是理气结合的产物。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语类》卷六十)。正是理、气的结合,构成了人的双重人性。第一方面,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即所谓“天命之性”。朱熹说:“未有形气,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谓之理;已有形气,是理降而在人,具于形气之中,方谓之性”(又卷九十五)。可见性就是理,理就是性。这种“天命之性”尽人皆同,十全十美,无有不善。第二方面,由气的清浊、晦明、偏全所决定的人性,叫做“气质之性”。这种“气质之性”则或有恶,难以无缺,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千差万别。禀受“清明纯粹”之气,“绝无渣滓”的是圣人;禀受相同,但稍有渣滓的是贤人。禀受“昏浊偏驳”之气,但又杂有一些“清明纯粹”之气的是可以学好的常人;而极端“昏浊偏驳”,一点“清明纯粹”之气都没有的是不可救药的下民。

“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都是先天的,人的善恶好坏,还跟后天环境的影响有关。朱熹认为,外界物欲的引诱,蒙蔽了人的良知,使其固有的善的本性即“天命之性”不能体现出来,从而产生了种种恶行。他说:“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教其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当然之则矣,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文集卷十四《行宫便殿奏》二)。至此,朱熹对人性及人的圣、贤、智、愚的形成作了全面的解释。

“天命之性”就是人人应当遵行的“天理”,气质缺陷及外部环境恶劣影响造成的就是应该扬弃的“人欲”。作为人,其最高存在价值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在朱熹看来,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神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人应该做的。这只不过是“尽为人之道而已”,也叫做“尽己”。然而,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朱熹浩然长叹:“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衮同枉过一世!”(《语类》卷八)很明显,朱熹所说的千万人中之一二人就是圣人。一个人不能像圣人那样尽到做人的道理,就真是白活了。只有圣人,才能真正称作完完全全的“人”。

从孩提时代起,朱熹就梦想着要做圣人。他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语类》卷一百零四)。从那以后,学而至于圣人,成为朱熹终身追求的目标。同时,他也把这作为做人的最高准则来鞭策他人。他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抑不知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底事尽。今做到圣贤,止是恰好,又不是过外。”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又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又说:“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何昨日为乡人,今日便为圣人!”(以上均见《语类》卷八)就这样,朱熹对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从哲学上作了彻底的回答。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

二、做圣人非通经不行

朱熹认为,常人和圣人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常人之所以有可能变为圣人,关键就在于他们和圣人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本性,即“天命之性”。他说:“如禀得气清明者,这道理只在里面;禀得气昏浊者,这道理亦只在里面”(《语类》卷五十九)。这本性使人能够自发地顺应天地万物本然之理,这就具备了成圣成贤的基本条件。常人和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圣人不但禀承清明之气,而且能不受外部环境的恶劣影响;常人则气质上既有着先天缺陷,且常常被“物欲”所引诱。他比喻说:“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不净之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语类》卷四)又说:“理如一宝珠,在圣贤,则如置在清水中,其光辉自然发现;在愚不肖者,如置于浊水中”(又卷十七)。这样,如果将盛水之器打扫干净,器中之水不就清澈见底了吗?如果将置珠之浊水澄清,水中之珠不就大放光明了吗?

关于人性被阻塞蒙蔽及其复苏,朱熹还用镜子和睡觉来比喻。人的天性本无不善,就像一面晶莹无瑕的镜子,可以须眉毕露地照出任何形象。但一旦蒙上灰尘污垢,照出的形象就会模模糊糊,甚至什么也照不出了。必须擦拭干净,才能恢复原状。他写了一首题为《克己》的诗,讲的就是这个过程:“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文集卷二)人的良知遮蔽复苏,又像睡着与醒来,朱熹说:“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又说:“要知只是争个醒与睡着耳。人若醒时,耳目聪明,应事接物,自然无差处。若被私欲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与他唤醒”(《语类》卷一百一十四)。可见,一个常人只要能迷途知返,克服气质之偏,消除物欲之蔽,也就和圣人一样了。

克服气质之偏,消除物欲之蔽的根本办法是“学”。因为只有通过学才能明白世间万物本然之理,也就是“穷理”。道理明白了,就能变化气质,克服外诱。朱熹说:“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一)又说:“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必其学以开之,然后有以正心修身而为齐家治国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又卷十四《行宫便殿奏》二)又说:“只是道理明,自然会变”(《语类》卷一百二十)。

“学”就是“格物致知”。所谓格物致知,其总的含义是透彻了解一切道理,使自己对世间万物无所不知。朱熹解释说:“格物致知只是穷理,圣贤欲为学者说尽曲折,故又立此名字”(文集卷五十一《答黄子耕》五)。具体作法上,可以概括为内在功夫、外在功夫两个大的方面。内在功夫就是内心体验,或者叫做“存养”、“涵养”、“持守”,通过这种方法来悟出心中本存之理,使人的良知复苏。外在功夫就是读书或接触外间事物,通过这种方法来认识万事万物之理。朱熹特别推崇程颐的“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两句话,他自己又将格物致知大致概括为“读书穷理”、“主敬存心”两方面(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一)。“涵养”、“存心”就是内在功夫,“进学致知”、“读书穷理”就是外在功夫。朱熹认为,内外两个方面应该并重,不可偏废。他说:“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语类》卷十八)又说:“务反求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堕于一偏,此皆学者之大病也”(《语类》卷九)。正确的作法是“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论语集注》卷四)。

关于外在功夫的具体内容,朱熹引用程颐的话说:“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道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求其当否,皆穷理也。”其中,朱熹特别重视,放在首要位置的是读书。他说:“既为圣贤之学,须读圣贤之书”(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六)。又说:“为学之道莫先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接着又具体解释说:“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又卷十四《行宫便殿奏札》二)又说:“所以必曰读书云者,则以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也”(又卷八十一《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又说:“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又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子后》)。这几段话,把必须读书的理由和读书的重要性讲得很具体、很清楚了。这里,朱熹所说的读书,主要是读“圣贤”所写的“经书”,也就是通经。那么,不读书的后果又是怎样呢?朱熹说:“人之为学固是欲得之于心、体之于身,但不读书,则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语类》卷十一)可见不读书,就会导致内心体验的盲目性,影响内在功夫。又说:“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卷一百一十八)“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论语集注》卷一)可见不读书,又会使应事接物失去方向,影响外在功夫。内心体验既陷入盲目,应事接物又无所适从,“格物致知”不是毁于一旦,超凡入圣的理想不是化为泡影了吗?为此,朱熹尖锐地抨击了轻视读书的观点。他说:“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十七)又说:“遗弃事物,脱略章句,而相与驰逐于虚旷冥漠之中,其实学禅之不至者,而自托于吾学以少避其名耳。”(又卷四十三《答林择之》十三)又说:“世衰道微,异论蜂起,近年以来,乃有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其法首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又卷六十《答许生》)问题很清楚了,做圣人当然不能只靠读书一法,但不读书则是肯定不能“超凡入圣”的。

既然非读书不可,训诂、音韵、文字等小学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