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教授的《燕国史稿》一书，肇端于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其时，正值作者追随史学名家谢维扬先生问学之际。彭华先生当时便“有意撰写一部《燕国史稿》，但因硕士学位论文篇幅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最后只做了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即于1999年6月提交答辩的《燕地的古族与古国》”。硕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后经修订，成为《燕国史稿》的第十、十一章。2001年9月，彭华先生再次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追随谢维扬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者着手将《燕地的古族与古国》扩展为《燕国史稿》。至2002年上半年，书稿篇幅便增补到二十万字；又经三载修订与增补，2005年终成二十五万余言之稿子。成书之后，作者曾向国内十余家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惜因故而未果。2005年8月，作者自费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将书稿付梓，是为《燕国史稿》之初版本。
2008年6月，彭华先生在供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后，一方面全身心地从事着自己喜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便将《燕国史稿》的修订工作提上工作日程。这次修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补充与完善：一是体系的完善与自足（如附录三“燕文化研究参考论文”的补入，所收文献上起1919年，下迄2012年6月，可谓搜罗之最），二是文字的校对和订正（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三是内容的扩充和拓展（比较充分地吸收了近年来所公布的新资料、所推出的新成果）。经过修订，《燕国史稿》的份量已然四十万言。2013年3月，《燕国史稿》（修订版）由台湾的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
一、《燕国史稿》（修订版）具有传承与创新的研究特色及可观的学术价值
燕国是有周一代的重要诸侯国，自西周初年召公受封至公元前222年灭亡，前后存在了八百余年，在姬姓封国中堪称存在时间最长、历史最久。故燕国历史文化之研究一直是先秦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因现存史料有限，又燕国地处边陲，地理环境复杂，古族与古国互动汇聚，因而燕国历史文化研究无疑是一项复杂的学术工程。若将1919年王国维发表《北伯鼎跋》作为燕国史研究的滥觞，时至今日已有九十余年的历史了。截至2012年6月，见诸报端、杂志等涉及燕国历史文化的考古报告、研究论文、综合评述等，其总数约计1000篇*，甚为可观。但是，“真正把周朝‘燕国史’单列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国别史’，并且加以专门的研究而又撰成专着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一片空白”（第10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有关燕国史的论着日趋增多，但或因论述主题单一而过于简略且支离，或因资料限制而不能详尽全面，或囿于学科视角而不能深入史实，均难以将燕国“整体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彭华教授以先贤研究为基础，钩沉索隐，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历史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资料紧密结合，互相资证；民族学与人类学资料互相发微，将史实考证与理论阐发熔于一炉，在“多闻阙疑”的治学理念之下，力图为读者展示出燕国历史文化的全方位图景。
任何事物都处于时间和空间的多维交织之中，作为历史存在的燕地亦然。彭华教授通过对考古学资料与传世文献的耙梳，充分利用近人、今人研究成果，一是为我们展现出燕地存在的自然环境（诸如地形和气候、岩石和泥土，动物和植物、矿产资源等），一是将燕国历史文化置于历史长河之中，对燕地的历史人文环境进行叙述，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夏、商、周（封燕之前）**；此后，将论述的重点深入周朝八百年的“燕国史”。除“面”的考实之外，作者还对夏、商、周时期燕地文化作了“点”的仔细考辨。如关于商朝早期地望的学术梳理及辨析，认为“将商人的起源地大致定在东方的冀、豫、鲁交界之地”是比较平实而且可取的（第52页）。再如，对于考古学上的夏家店文化，作者对其上层与下层做了分疏，揭示其与燕文化的关系（第53－55页）。如此便将燕国历史文化置于广阔的时空界限之中，真正实现立体式研究，从而使读者明白，“燕地确确实实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其发展历程是‘其来有自’，绝非‘横空出世’”，“其人文积淀是丰厚而又多元的”（第56页）。可以说，这是该著作的研究特色之一。
（二）“纵向”角度与“横向”角度同构下燕国“整体史”研究
所谓“纵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历史存在进行论述，包括“开国时期”（西周至春秋）、发展时期（战国）、强盛时期（战国）及衰落时期（战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横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地的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及变化过程的研究；两种视角紧密结合，共同构筑起燕国“整体史”的研究格局。这是该著作的又一显著特色。
纵向研究方面，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召公的姓氏及分封问题。关于召公姓氏，先贤论点颇多，争议纷呈。彭华教授结合传世文献、金文资料及音韵学知识考辨之后，认为召公姬姓“确凿无疑”，“但恐非文王嫡子，与伯邑考、武王、周公等嫡系兄弟有别，当属‘庶出’，即文献中所说的‘支庶’、‘支族’、‘庶子’”（第57－60页）。关于燕国的始封君、分封时间及燕国所在之地，作者指出召公确为始封君，燕国受封时间在成王初年而不是武王克商之年；周初燕都乃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董家林古城（第68－69页）。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燕国世系问题。因史料缺失，燕国世系一直难以明晰，春秋之前尤甚。但作者不厌其烦，不仅对燕国世系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考证，还制成《燕国世系表》附录于正文之后；其用功之勤、之深、之精，令人赞叹。上述研究结论均立足于学术前沿和文献前沿，精当公允；对深入了解周代分封制、宗法制定当有所贡献。
横向研究方面，作者详细论证了燕国的经济制度（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城市、人口）、政治制度（官僚机构、封建制度、封君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思想）、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祭祀、民风民俗）及燕国人物等六个方面。其中，最值得读者关注的是“古族与古国”部分。如前所述，这部分内容乃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的核心，亦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燕地处中国边陲，地理环境复杂，自古便是多民族汇聚之地。若想澄清燕国的历史存在，燕地古族与古国便是绕不过的重要问题。通过文献的考辨，作者清晰而详备地为读者复原出周代古族与古国的历史真相。古国分别是有易氏、孤竹、令支、国与箕国、蓟国、韩国及鲜虞－中山；古族分别是屠何、俞人、秽貊、山戎-北戎-无终戎、代、林胡-东胡-楼烦及其他如黄洛城、容成国、登北国、亚、守、启、受等（第十、十一章）。不仅如此，作者还对上述古族与古国的历史源流、存在区域、发展演变作了详细考证。应该说，这是目前可知关于燕地“古族与古国”考实中最详细、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对于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及早期文明不无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书稿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方面作了尽可能详尽的钩沉，但受制于文献资料，书稿在论述燕国八百年发展史以及燕地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偏重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存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则颇为简略，应是燕国“整体史”研究中的一个缺环。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亦“无可奈何者也”（第21页）。何况中国自古即有“多闻阙疑”的治学传统，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此亦是“史德”之风范。
（三）突破前人的学术创获与“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的学术魄力
通读全书，笔者的感叹之一是，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彭华教授敢为前人不敢为之事，不仅在某些观点上敢于突破前人，而且敢于“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学术观点突破方面。如关于林胡的问题，学者一直秉承如淳之论，认同“林胡”又叫“儋林”之说。作者通过对《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列传》及《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考辨后指出：
如淳的说法并不可信，也不可靠。??“襜褴”与“东胡”、“林胡”??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切不可将“襜褴”与“林胡”混为一谈。??我认为，“林胡”除称作“林人”外，不应当称之为“儋林”。（第206－207页）
“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最可述者，乃《思想文化》一章中关于“燕国存在儒学”之论。作者驳论与立论相结合，首先指出“春秋燕地无儒学”这一观点，并依文献指出燕昭王之前燕地不存在儒学这一客观事实，继而又指出：
但这并不能成为最终否定“燕国存在儒学”这种可能性的最终证据。我猜测，在燕昭王卑身厚币、礼贤下士，广泛延纳各国贤才时，当有儒学之才进入燕国——只是目前尚无直接材料证实我的这一“推测”（或“假说”）而已；我倒真心希望将来会有这方面的材料“出土”，一如郭店楚简之出土而填补儒学传承历史上一百余年的空白。我的另一个“推测”是，燕国应当存在一个相延不绝的儒家“诗学”的传承系统（或许从燕昭王之时即已开始）。（第226页）
由于这方面文献资料比较匮乏，作者通过对汉代文献的梳理，采用“逆推”之法，对汉初燕地“诗学”、“易学”及《论语》之学予以考察，尤其对“韩诗”着墨最多。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韩诗’在西汉初年蔚为一时大观，其传授渊源恐非‘空穴来风’，更非‘横空出世’，在其之前应当有一个比较悠久的传授历史”；一是“韩婴所生活的年代上距燕国灭亡仅三四十年”（第230页）。据此，作者指出，“燕国自燕昭王之世（西元前四世纪末至前三世纪初）应当已经在开始传授儒学，并且有一定的系统和规模，这或许可称之为‘儒学的北传史’。”（第230页）这一结论，允当而平实。
诚然，作为一部个人著述，受制于个人学力和文献资料，《燕国史稿》（修订版）还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界限还须再作斟酌。如《思想文化》章将“佛教”收入，《燕国人物》章将东汉人物崔骃、崔瑗、崔寔收入其中，显然超出书稿《绪论》所界定的研究范围。
其二，该书对燕国的历史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环境、周代燕国史等作了全面分析，却没有相应的地理形势地图相辅，若能对此予以补充，定当锦上添花。
其三，个别史事仍需澄清。如召公“赞采”为何事，不应一笔带过；“国”与“箕国”的历史关系亦当准确交待等。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并不影响该书在燕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地位。
*统计数字来源于《燕国史稿》（修订版）附录三《燕文化研究参考论文》。该附录的统计数字显示，其成果分布如下：（1）考古与文物135篇（北京39篇，河北51篇，辽宁23篇，吉林2篇，天津12篇，内蒙古7篇，江苏1篇）；（2）研究与论述825篇；（3）论文集2种。
**《燕国史稿》（修订版）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考证的历史人文环境，旧石器时代包括北京人、新洞人、东方广场遗址、山顶洞人、金牛山人、鸽子洞遗址、建平人、虎头梁遗址；新石器时代包括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南庄头遗址、镇江营一期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雪山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笔者按：此语出自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