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56讲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消息 应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之邀，来自宝岛台湾的云智大学詹海云教授于4月18日至28日，莅临《儒臧》论坛，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3-305室，作有关经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报告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舒大刚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的全体师生及其他院系的爱好者踊跃参与。
詹海云先生为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所长、应用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经典研究方面，尤其是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儒学与现代化、东亚实学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廖燕学术思想研究》、《全祖望集校注》、《清初学术论文集》、《陈干初大学辩研究》等。
詹先生是《儒臧》论坛的老朋友，其学识渊博，于中西古今多所涉猎，思路清晰，且语言风趣幽默，很受川大师生喜爱。故在与此前所作的单场学术报告之后，今年又受邀于4月18日至28日，作为期十天的关于“经学”研究的专题系列学术报告。整个系列共分为“十讲”，既有“经学”研究宏观理论的讨论，又有“经学史”的要言不繁的梳理。值得关注的是詹先生还带来了港台“经学”研究的最新研究动态，在与大陆“经学”研究的比较中，拓展了师生学术研究的视野。更值得关注的是，詹先生的贴心安排，最后专辟一讲，有关“经学”研究中的“硕博论文作法讨论”，为儒学院学生解一燃眉之急。
本次题为“经学及经史子集四部的关联”的讲座，列入《儒臧》系列学术讲座第56讲，是詹先生的“经学”研究的专题系列学术报告第一讲。
詹先生的开场白，即提醒大家做学问应从“生命角度”的高处着手，若仅仅着眼于学术，而“与生命了无干涉，则无意义”。步入正题后，詹先生先从“经”的释义入手，历数了从古至今，各家对于“经”的理解，在辨析有关“经”的“五说”之后，詹先生还是历从史，从诠释学的角度，肯定了“经”的权威性含义，即“恒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
接着，詹先生又考察了“经学”的概念。尤其是从“有系统有条贯”，从“经学”外延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经学”概念的演变。并特别从书写材质角度作了说明。
再接来，詹先生钩稽了历代“经学”发展史，这是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对于先秦时期，詹先生强调了出土文献的价值与意义，在指出这一历史时期是研究难点的同时，并认为这一领域是“待开发的园地”。
在两汉时代，詹先生强调了“经学”与史学、与“子学”、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指出这一时期“经史不分”的历史实际，并进而指出《史记》亦应属于“经学”的范畴，颇具启发性。
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詹先生从“南学”与“北学”、“玄学”与“经学”、“佛学”与“儒学”的角度进行了讲解。詹先生尤其以自身的学术历程为例，强调了知识面广博的重要性。
对于隋唐“经学”，詹先生指出唐人“经学”，因政治原因，尤重视“春秋学”与“孝经”。并结合“经学”与政治，与佛、道的关系作了阐释。
对于宋明理学，詹先生指出“理学比较接近儒学精神”，但同时认为“理学不全走经学之路”。宋人有“疑经”风潮，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理学”注重“内圣”治学理路，最后落到学术与生命相结合之上。明代“心学即经学”。
至清儒，理学发生了转向，在清代中期以前，“六经皆史”，学者多“就事言理”、“就制度言理”，进而认为“训诂明而义理明”，今人称之为“实学”。詹先生以浙西“经学”与浙东“史学”为例予以说明。
民国是“经学”的“沉潜时代”，从学制改革的角度，从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厦门大学教授及学科建设上，詹先生指出，这时，传统学术已由“六经皆史”降为“六经”皆“子”。
接着，在《儒藏》论坛的互动环节，詹先生耐心地解答了学生的提问。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57期
这是詹先生，在川大《儒臧》论坛，为期十天的关于“经学”研究的专题系列学术报告的第二讲。在第一讲经学概论后，本次讲座将通过对“经学”的实践主体“儒”概念的辨析，从而将研究进一步深化。
在开场白中，詹先生先在回顾上讲的内容时，强调了“史”对于“儒学”或“经学”的意义。他认为，在现在看来，儒家仅是诸子百家之一种，但是“史”却远远早于“儒学”。因此讲“儒家”或“儒学”，应“从儒讲经，故先‘原儒’，再上推‘原史’”，这即是清儒所谓的“六经皆史”。但具体到个人研究，詹先生进路可以略有不同，他列举自己老师戴君仁是由文字学——宋明理学——两汉经学，而钱穆先生则是由文学——理学——史学——经学的学术进路。
接着，詹先生是从“说儒”这一学术史话题进入题的。基于《说文》释“儒”为“柔也”之上，胡适先生引申出“儒”有“懦弱”义。詹先生提示要注意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激进派”的同时，又要关注正统、异端，甚至边缘人物的看法。随后，詹先生提出几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柔”是否为贬义？“柔”是否可训为“懦弱”？“术士”与“方术士”有无区别？最后，詹先生引用戴君仁先生的观点指出，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语境中，负责“祀”的文人即“柔”。另外，从表现讲，孟子、朱子等人格并非所谓的“懦弱”表现。詹先生进一步指出，“儒”为“术士”，此为正解。“术士”——懂得道术之人，秦始皇招“文学方术士”，靠“术士”实现政治太平，靠“方士”求长生不老。“术士”即习经义之士，所以“焚书坑儒”的对象是前者。此外，詹先生还强调了“儒”所承载的教育功能。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58期
本期詹先生作了题为“经学研究方法举隅”的讲座。
对于传统的“解经”之法，詹先生大致归纳为两类：“本证法”与“旁证法”。其中，“本证法”，或曰“内证法”，为指以本经释本经。“旁证法”则可根据引证的来源不同，又可分为，“以他经解本经”、“以传解经”、“以注、疏正义”、“以史解经”和“以小说、神话解经”。当然，由引证材料的来源及多寡不同，其解释效果也有高下之分。一般而言，最为可靠的还是“本证法”。
除了传统“解经”方法外，利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及现代新兴学科来解释经典，往往会到达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孙中山先生用生物学解释《诗经》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顾颉刚先生用民俗学解释《诗经.蝃蝀》的“莫之敢指”；用语言学和田野调查，纠正《禹贡》中的扬州进贡的“织贝”；用日本的“榻榻米”解释《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寝”等。当然用考古材料来“解经”更为常见了。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59期
本期詹先生作了题为“先秦两汉经学的特色与成就”的讲座。
从本次讲座开始，詹先生将进入经学史的梳理与评价的讨论。詹先生总结先秦儒学的特色有四，分别为 “六经之教”、“知识与道德相结合”、“与时俱进”和“重视人的生命与重心性”等。其成就有三点，分别是“儒家的形成”、“经典的形成、整理与重构”、“人间儒学、生活化儒学的建立”等。两汉经学的特色有五，分别为“儒学的政治化”、“儒学的宗教化”、“儒学与阴阳灾异相结合”、“儒学与谶纬相结合”和“儒学的‘师法’与‘家法’”。其成就有四点，“天人合一”的提出、“经今古文学”、“春秋大义的探讨”和史学方面的成就。詹先生还认为，儒学从先秦到两汉，经历了从私学上升为官；由先秦“人格与学问”之学变为“术”的儒学。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60期
本期詹先生作了题为“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的特色与成就”的讲座。
詹先生这一时期经学中衰的原因讲起，从政治与学术两个角度阐述，特别指出，魏晋四部分类，文史独立，经学为学术四分之一，打破了经学一统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特色与成就为，一、经学的玄理化。以老庄，甚至佛学来解经。二、郑王学派之间的争执。王肃属于荆州经学阵营，好与郑学争胜。三、借鉴佛学的优点。注疏渐变为义疏，偏向哲学的解释。四、南北经学的分派。北方政治较为稳定，统治者要以华治华，故重视经学。北方往往偏重于致用，较重视《周礼》与《春秋》，这与南方经学的玄理化风格是迥然不同的。这大概也是北方最终能统一南方的学术上的缘由之一。
隋唐时期经学的整理出现了统一的趋势，《五经正义》、《经典释文》、《周易集解》及《文心雕龙》等著作。至中期，疑古、疑经思潮渐露苗头，开成了宋学疑经思潮的先河。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61期
本期詹先生作了题为“宋元明经学的特色与成就”的讲座。这是詹先生经学史系列讲座的第六讲。
詹先生先才这一时期经学产生的背景谈起，宋代无门第，乃为书生主导的社会。因宋代江山是通过政变而得来，面对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文风浮夸，佛教为主的文化。这种情况下如何抢回儒家位置，是摆在儒生面前的时代课题。
詹先生强调要分判：理学未兴起前的经学（理学强调修身养性，经学强调外王、致用）与理学兴起之后的经学（新经学）。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与成就有，一、“四书学”的兴起，大有取代五经之势，其中尤其是《孟子》地位的上升。二、摆脱章句笺注，强调以我为主的读经注经方法。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是极端的表现。三、疑经和改经风气兴盛，欧阳修对于《书》，王柏对于《诗》，叶适对于《周礼》，郑樵对于《诗序》，王安石对于《春秋》，朱子对于《孝经》，司马光对于《孟子》等怀疑。四、经学的义理化，上承孟子的“道统”，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心、性、理、气、存敬与涵养等范畴。
元代经学以朱子学为主，元人治经先“四书”，再于五经中选一经。《诗》：朱子《诗集传》，《书》：蔡沈《书集传》（朱子学说），《易》：采伊川、朱子，春秋三传：用胡安国注、《左传》，《礼》：用郑玄注。
明代经学：初期是朱子学，中期以后是“王学”，明末复归元典运动，反“宋学”，不讲程朱讲孔孟。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升“史”降“经”，先于清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如王通“续经”说，《贞观政要》、《通典》有经之实无经之名，经是史料，先有史才有儒。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62期
本期詹先生作了题为“清代前中期经学的特色与成就”的讲座。
詹先生先从两部《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两部《经学史》谈起，尤其提到了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清代学术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接着詹先生纠正了惯常对于清代学术的几个误区。清人反对“宋学”，他认为清人实反对“陆王”之“心学”一系，才由“空疏”转为致用。王国维言“有清一代，其取士虽仍用宋注，然亦兼采旧说。”对于一般认为清人只有考据之学，詹先生认为，清人学术除经学外，还有天文地理历史之学。浙东经学与浙西史学，兼有经史子很多领域。浙东：顾炎武、阎若璩，影响戴学（晥）和吴派；浙西：黄宗羲——章学诚《文史通义》开始“六经皆史”。
詹先生认为，清初经学重要著作为：《易》有黄宗羲《易学象数论》 胡渭《易图明辨》等；《书》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诗》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礼”有万斯大《学礼质疑》《周官辨非》， 《仪礼》有胡承珙《仪礼今古文义疏》； 《春秋》有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孔广森《公羊通义》；《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 《孝经》有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63期
本期为上期“清代前中期经学的特色与成就”的讲座的继续。主要从学术与学派的角度介绍清代前中期的经学。
詹先生首先简介了清代关于“汉学”与“宋学”之争。其缘起于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等作品。江藩为吴派，唯汉是从。于是引起了龚自珍、方东树的不满，遂分别有《评江藩的十不可》和《汉学商兑》不同意见的出现。以干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家以为自己所做的纯粹为“汉学”，有贬“宋学”而扬“汉学”的倾向。相反，“学宗程朱”，善写文章的“桐城派”文士，则竭力为“宋学”辩护而详列“汉学”之弊。
对于这一时期的学派，率先以古文经为形式的纯汉学研究者，是以江苏吴县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安徽休宁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这两派都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由小学训诂而入义理。稍后，扬州学派继承发展吴、皖两派，成为“汉学主力”。同时还有以史为主，兼治经学的浙东学派。但与上述学派稍有不同的是，常州学者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清代今文学。其研究兴趣集中在《春秋公羊传》，人称“常州学派”。然而笼统言之，以上诸派均属于汉学系统。此外，当时尚有方东树为代表的“宋学派”。道咸时期此派逐渐走上了“汉宋兼采”之路。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64期
本期詹先生作了题为“晚清至民国的经学”的讲座。
詹先生在回顾清前中期经学成就后，随即转入清中后期的经学。詹先生指出，自清中期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基础、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学，作为上层建筑，其形式与内容也随之出现了变化。前期的重考据的“汉学”转入“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为，一、今文经学的公羊学兴盛起来，其代表前有龚自珍、魏源，后有廖平、康有为等。他们主张“通经致用”，把改良现实社会作为他们提倡 “公羊学”的宗旨。二、边疆地理研究的兴起。三、西方的科技，乃至议会民主渐渐传入中国。当时依地域划分，经学研究的派别，分别有扬州学派、常州学派，有闽学、粤学、湘学。
除了以“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主流外，还有以曾国藩、邵懿辰、陈澧等为代表的汉宋兼采一支。当考据发展至极致而繁复、支离的弊病日趋严重时，面对时势剧变，为挽救时弊，开始重视义理之学，调和汉宋学术，兼而治之。由干嘉考据学基础上发展的古文经学的传统，虽渐趋衰落，但是其余续由俞樾、章太炎、孙诒让和刘师培等人继承下来。
至民国时期，为与风头正劲的西学相抗衡，包括经、史、子等在内的“国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是经学的衰落期，经学占据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据点”，如北京大学国学门、东南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国学院。
《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65期
本期詹先生作了题为“当代港台的经学研究”的讲座。这也是詹先生经学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
詹先生作为台湾人，其经学研究已有二十余年之久。因此他在介绍当代海外经学的研究时，从台湾经学研究讲起。他将台湾的经学研究分为两大系统，即台湾大学系统与台湾师范大学系统。
台湾大学系统是上承原辅仁大学的传统，代表人物有董同和、屈万里、戴君仁、龙宇纯等。其中屈万里先生的成就最高，研究范围涉及经学、甲骨学、文字学等领域。接下来，戴君仁、孔德成研究金文、礼学。龙宇纯、裴溥玄的“诗经学”， 牟宗三——王淮、唐亦男——张亨、戴琏璋、黄锦鋐（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台大不要学生亦步亦趋，很新、活泼，鼓励学生自己见解。董作宾，台大文字学教授，考古、甲骨学的大学者。胡适讲新史学与国学， “但开风气不为师”，有多种解释，不走师承学问，一家一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们，牟宗三、唐君毅等，牟先生以康德哲学来架构传统，谋求儒学复兴。唐君毅：讲孔、孟、荀、宋明理学，偏向用西方哲学训练看中国哲学。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他们向世界发表《中国文化本位宣言》。钱穆不参加，钱穆不同意以西方哲学方法治中国学术。
台湾师大系统，继承南京大学（章太炎、黄侃）的传统。代表人物有三个：高明、潘重规、林尹（研究声韵学）。高明、林尹同门分裂，这一系统下还有政治大学的林尹；鲁实先——吴玙，鲁实先研究文字学。周何，研究理学。台师大系统下来是后来的孔孟学会，中国经学研究会。辅仁大学亦有师大系统。高雄师大经学研究会，由政大学生主持。
另外，还有台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史语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其中佼佼者有文哲研究所林庆彰先生，林先生从辨明代经学上“伪学”开始，提“回归经典”，林先生主编的《经学研究集刊》，收集两岸学者论着，目前已出到第十二辑。与大陆地区彭林先生的《中国经学》，皆为海峡两岸很有分量的经学研究刊物。
最后，詹先生还对硕博士论文写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尤其介绍了台湾地区经学研究方面资源及利用方式。
在热烈的掌声中，詹先生“经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的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