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0日19:00-21:00，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儒释道论坛”第25讲暨“儒藏”论坛系列学术讲座第223讲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教授，讲座的题目是“‘日本’国号形成蠡测”。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廖文辉博士主持，舒大刚教授评议。杨世文、尹波、王小红、李冬梅等古籍所教师，以及古籍所学生及其他校内外学人到场聆听讲座。

在讲座开始部分，王瑞来教授向听众简要介绍了历史上日本经由江浙和中国展开交流的文化、地理背景，并由此引出本次讲座探讨的主题:“日本”国号的产生与解读。首先，就日本国号本身而言，经历了由“倭”到“日本”的变化过程。关于变迁的缘由，目前有地理位置命名说、汉字文化影响说、冒名顶替说、武则天改名说等主流解释。分析这些说法，王瑞来教授认为，除了冒名顶替说作为独立一说，反映了政权更替的政治变动以外，其余几种说法均体现了日本人受汉字文化和朝贡体制的影响，期望获得宗主国对新国名的认可。

接下来王瑞来教授从中国文献、日本文献和朝鲜文献三方资源着手，陈述了日本学界对日本国号产生时间的推测和看法，并结合近年的出土文献，归纳学界目前的主流意见:日本国号的产生时间于公元670年至公元701年之间。在此基础上，王瑞来教授另辟蹊径，从语音学的角度切入，提出他的论证思路。日语的汉字音除了大多是出于误读的惯用音之外，基本被归纳为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其中吴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国江南地区传到日本的汉字音，汉音是唐代洛阳一带的标准音，唐音则是宋元迄至近代传到日本的汉字音。由此来看，日语汉字音所附的时代因素与地域因素可以成为我们考察日本国号产生时代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就日本国名而言，目前有两种发音表记。其中，汉字发音是来自吴音的入声字，这与唐朝时的汉音不同。如果日本国号产生于唐朝诞生将近百年之后，那么其音读发音应与当时的汉音相符才合乎逻辑，但为什么日本人会舍时音不用，却用了一个古老的字音呢?在此基础上，王瑞来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作为国号的日本，至少在隋朝便已启用。与之前学界的意见相比，这一推论的确别具一格，如若能得到证实，必会引发学界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此外，王瑞来教授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日本国号再次展开解读与论证，他认为日本这一称呼产生于中国的世界观，即中国人从大陆一侧观察，日本列岛方向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这揭示了古代日本人方位认识的来源。换言之，本国处于东边的意识，是古代中国加诸于日本人的意识。为了维护朝贡体制的正常运行，中国王朝对朝鲜半岛政权和日本列岛政权设置了“征东大将军”等封号，这些政权也希望借助朝贡册封体制获得的称号来威慑周边的其他政权，以及取得征伐的正当性。由此来看，古代日本人“东”意识的形成、强化乃至固化，皆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朝贡册封体制的政治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后，通过以上论述，王瑞来教授得出了如下结论:以中国大陆为基点而产生的原本泛指东方的“日之本”意识，伴随着倭之五王等同中国南朝频繁往来而展开的多方面的交流，经过一百余年的长期浸透，最后以政局变动为契机，“日本”国号终于得以正式确立，这是日本国号形成的经纬。与此同时，倭之五王与以江浙为中心的南朝展开过交流，“日本”国号的汉字音吴音又是江浙方言的发音，从这一视点来讲，“日本”源自江浙并非言过其实。

舒大刚教授(左)将本次讲座的小海报作为礼物赠送给王瑞来教授(右)

在接下来的交流环节中，在座听众纷纷就自己感兴趣或者有疑惑的问题向王教授请教，他都逐一作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评议环节中，舒大刚教授认为王瑞来教授运用多重证据来探讨日本国号的产生时间和背后潜藏的社会政治因素，为我们论证和讨论研究问题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借鉴思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同时我们也要学习王瑞来教授的研究方法和运用史料的逻辑思维，即大胆猜想，小心取证，另辟蹊径，举一反三，这些都是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能力，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感悟，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与论文写作之中。最后舒大刚教授将本次讲座的小海报作为礼物赠送给王教授，并再次对他今天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晚上21:00，讲座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