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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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儒释道论坛”第24讲暨《儒藏》论坛系列学术讲座第22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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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日19:00-21:00,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儒释道论坛”第24讲暨“儒藏”论坛系列学术讲座第222讲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复性书院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教授,讲座题目是“宋元变革视域下的江南儒学”。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尹波教授主持,杨世文教授评议,另有部分古籍整理研究所教师、学生及其他校内外学人到场聆听讲座。

在讲座的开始部分,王瑞来教授向听众阐释了他对宋元变革中的江南儒学予以关注的缘由。在他看来,如果将目光投射在江南儒学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那么一定是道学大张的南宋。由南宋至元,以江南为中心,中国社会发生了继唐宋变革之后的又一次大转型,即宋元变革。沿着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路向,中国历史经历明清,走到今天,江南儒学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及在江山鼎革后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都是研究儒学思想发展史需要重视的问题。对此,王瑞来教授希望藉由考察南宋和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来尝试解答这些疑惑。

王瑞来教授首先对江南儒学的含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这是以地域视角对儒学进行区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从先秦以来,在江南这一地域所产生的和儒学相关的学人与学问。如果要研究这一地域儒学的复兴与辉煌,需要将目光聚焦于南宋,因为这个朝代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均在江南这一特殊的场域重合,这也是由唐宋变革转入宋元变革的重要时空节点。在思想层面上,南宋的江南儒学以道学的面目出现,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学再度被确立为事实上的国教,实现了继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再度辉煌,成为社会转型的精神引导。以士人群体的流动多元化现象为例,对于统治区域和行政机构较之北宋大幅缩减的南宋而言,科举依旧三年一度进行,登第者不断产出,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术语来说,会产生供不应求的结果。具体而言,在士人群体的上层,是走上仕途,成为在各个政治层级上主导政治的士大夫。在士人群体的下层,则是大量滞留于州县一级的下级官僚选人和无缘入仕的士人,他们遍布于各地,出于生计考虑,从事教书、经商、行医、务农以及胥吏等多种职业。这些散于地域社会的士人,作为承载道统的社会精神领袖,成为实现道学以道化俗指向的主要力量,推动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型。

宋元易代,江山鼎革,中国大陆进入了蒙元统治时代,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充满军事征服带来的血腥暴力以及四等人制的民族歧视。但是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南宋灭亡后杭州等江南城市依旧呈现出商业繁华的景象。和我们所料想的不同,这与蒙古征服江南的方式有所关联,除了在常州等少数遭遇激烈抵抗的城市实施野蛮屠城之外,对不进行抵抗的地域,蒙古政权更多实行的是怀柔政策,这对于维持江南的千年繁华、社会结构及经济发展的稳定态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政治文化分析,元代长达几代人、几十年的科举停废,堵塞了士人向上流动的这条原本难行的通路,谋求在地方的横向发展,成为士人的不二选择。此外,在元代科举停废的背景之下,书院一类官督民办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为江南儒学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促使了朱子学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使其成为影响全国的学问集散地。

最后,通过对于以上所涉朝代变革和社会现象的分析,王瑞来教授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即政治钳制强烈的传统社会,文化总是在乱世开出璀璨之花。因为乱世的相对无政府状态,思想钳制相对松弛,所以文化才得以获致自由发展的良机。从世界史的视角观察,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值得我们细细思考,挖掘时代背景下潜藏的文化涌动和社会变迁的脉络、痕迹。

尹波教授(右)将本次讲座的小海报作为礼物赠送给王瑞来教授(左)

在接下来的交流环节中,在座听众纷纷就自己感兴趣或者有疑惑的问题向王教授请教,他都逐一作答。在评议环节中,杨世文教授认为宋元时期的江南儒学发展是宋元变革中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其中,元代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并客观看待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王瑞来教授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和可供深入探讨的议题,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理解。最后尹波教授将本次讲座的小海报作为礼物赠送给王瑞来教授,并再次对他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晚上21:00,讲座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